如何突破“知识经济”产业模型的思维限制?

从某种意义上讲,出版业是时代思潮的晴雨表。至少这句话在20年前是成立的。

1999年,我在大型科学文化书系“三思文库”中,出版过一个“知识经济”系列。具体的书名有:《知识、创新和经济:一种演化论的探索》(【波】维托德.瓦斯尼基著)、《认识经济论:知识理论的经济问题》(【美】尼考拉斯•莱斯切尔著)《营运知识:工商企业的知识管理》(【美】托马斯.H.达文波特)《经济、媒体与公众知识》(【英】加文著)《大学与全球知识经济》(【美】亨利・埃兹科维茨、【荷】劳伊特・雷德斯多夫著)《知识经济:21世纪的信息本质》(美国信息研究所著)

感谢互联网!使得我现在还能在网上查找到这六本的信息。看到熟悉的封面,勾起许多回忆。那时候,我刚到北京不久,住在马甸江西驻京办事处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办公室,每天充满激情地工作。当时,“知识经济”的概念很火,于是受几位学者朋友的鼓动,出版了这套其实“不知所云”的学术著作。

今天回顾这段往事,有几层认识:

一、学术著作里面有大量的学术泡沫的成分,这套书就是典型的例子。一方面,选题没有经过仔细论证;另一方面,这套书是从国外出版物翻译过来的,那说明,国外的学术泡沫就很严重。

二、现代学术喜欢制造新概念,这与西方政治、西方媒体的风格很一致,总之,博人眼球,也是当代学者喜欢做,并擅长做的事情;而普通读者、普通受众很容易被愚弄和被操纵

三、“知识资本”是“资本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早已被这套话术洗脑,如今讨论“文化自觉”,必须从“知识经济”的这套思维定势中跳脱出来。用张孝德教授的话来说,“智能资本”是比“知识资本”更高级的“资本经济”,所以,对“知识经济”的反思,有助于我们对“智能经济”的话术产生免疫力,而不至于被这股强劲的“风尚”席卷

相比较而言,“乡下奶奶”比住在城里、从小接受现代教育的小姑娘要安全得多。她生活的环境相对单纯,山好,水好,乡里乡亲基本上是好人,就算有坏人,也是比较笨的坏人,最多往你家院子里仍几块石头,往门上泼粪之类的。而生活在现代都市里,可谓“险象环生”,处处是陷阱。如果从“唯识”的角度来看,我这么说,一点儿都不危言耸听。

“知识就是力量”(也可以翻译为“知识就是权力”),这句话已经成为现代教育、资本经济的金科玉律。因此,我特别赞叹张孝德教授的理论创新,他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命本经济”,并指出“知识资本”制造了“天人对立”,而“智能资本”制造了“生命对立”。要想从“天人对立”、“生命对立”中跳脱出来,必须穿越“知识资本”、“智能资本”的话术。

回归“命本经济”,回到正常的人生轨道,我们需要张孝德教授这样的“人民经济学家”。也需要更多的“人民科学家”、“人民企业家”、“人民教育家”、“人民艺术家”。我们不反对科学,不反对经济,我们不是要回到传统的“小农经济”时代,而是要善用现代科技、现代物流、现代信息技术,更好地服务于生命本身。

我对“知识经济”的认识十分有限,尽管我还亲自编辑出版过一套这方面的学术著作。印象最深的是高科技领域“产-学-研”的三螺旋结构,我还试图将这个模型去构建“文化产业”的发展图景——昨天听刘森老师谈到朱镕基主政时制定的教育改革(部署院校与各大部委脱钩,全部隶属于教育部管辖)对所谓的“产-学-研”有了更直接的认识,无非就是各行业里“传-帮-带”的老传统

“道大”(道安礼乐大学)所做的事,就是要超越西方学术标准和西方知识教育体系,回到“命本”——这个“命本”不等于西方现代的“人本主义”,而是肯定“人本于天”,因此,我们人人都可以从“天心”出发,开创生机勃勃的新局面。

昨天,刘森老师提到两件事,很值得我们重视。一是高度肯定“道大”对“遗产文化”(非遗传承)的重视,刘老甚至说,“道大”就是有别于所有现代高校的“遗产大学”——这句话值得我们好好琢磨。

我们自己将“道大”定位在:是一所社会大学,一所生活大学,这没错,但略显空泛,加上“遗产大学”这个定义,我们就更清楚我们的文化优势在哪里——就是来自丰厚的中华文化土壤,而各地优秀的文化传承人就是我们这所大学最重要的师资。所以,10月17日-18日在韶山召开的“春秋论坛”,我们将主题确定为《群众文艺与礼乐文明传统》,与我们这所“遗产大学”的定位是吻合的。

刘老提到的第二件事,是提醒我们关注面临时代变革即将被“淘汰”的一批中小学教师,我们应该团结和吸纳他们,帮助他们重建信心,成为我们的革命同志。因此,“大先生”项目,应该充分吸纳这个群体的加入,除了按照去年的做法(每年有6周的线下学习),还可以鼓励他们部分或全程参与“奉元一年制”的课程,真正走上“大学之道”。

“爱护人,服务人,成就人,鼓舞人”——这是过去一年“大先生”项目给我们的启发。肯定人人都可以成为大人,厚积薄发,随缘而生,就能突破“知识资本”和“智能资本”的思维局限。

惟正命,不离“正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