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吃剩菜和打篮球说起

■ 

走一条最艰难的道路：“两个彻底性”带来的文明品质

亨廷顿比较了中国革命与苏俄革命成功的不同，认为苏俄革命的成功具有戏剧性，即占领冬宫、占领首都就宣告了革命的胜利，然后是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农村。正因为苏俄革命的戏剧性与轻易性，其建立的一党制，就不像后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一直保持稳固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经过了28年艰苦的武装斗争，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占领首都，才宣告革命的最后胜利。_{【评：毛泽东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中写道：“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

他又比较了“二战”后的亚非拉的民族独立运动，政党没有经过像中国一样的武装革命就上台了，如此而建立的一党制就不稳固。而中国共产党则因为是经过了28年的武装斗争才取得胜利，所以建立的一党制就非常稳固。

亨廷顿虽然指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经过28年艰苦的武装斗争带来一党制的稳固性，但却限于其意识形态，没有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的成功是基于两点：一是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对内外敌人、反帝反封建及具有革命的彻底性，而这一点又是与另一点紧密相关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土地革命，要通过土地改革，领导、组织、动员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投身中国革命，使广大农民的觉悟在革命中得到空前的激发。中国革命既是政治、军事革命，同时也是社会革命，包括中国农村在内的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革命具有反对内部敌人、反封建的彻底性，同时具有反对外部敌人、反帝的彻底性，这带来了中国革命的独立自主性。晚清以来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以及国民党的失败，根本原因就是没有认清中国近代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从而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反对内外敌人的双重革命。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以及国民大革命全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其最终失败就是必然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反对内外敌人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完成了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双重任务。新中国打扫干净了灰尘，在新的社会政治地基上进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革命的成功主要依靠的是在传统农业文明时代对于农民的组织动员。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快速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这离不开从农业文明时代转向工业文明时代时对广大工人的主人翁精神、觉悟的激发。

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对于中国工业体系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但中国在学习苏联工业的技术、管理时不是照搬，而是坚持以我为主的学习，克服了苏联只重中央集中而忽略地方积极性的毛病，而同时发挥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克服了苏联工厂管理一长制的问题，注重工厂工人、领导干部、技术人员三者的结合，发挥工人的主人翁精神以及创新精神。所以我们看到广大工人爱厂如家，看到一线工人自发的很多技术创新，而当时一线技术工人的工资比管理人员工资还高。当时虽未像现在自觉提倡工匠精神，但却在“日用而不知”中真正充满了自发的工匠精神，而当时一线工人的工匠精神根本上是来自工人的精神、觉悟的激发。这些都是当时苏联老大哥相对只重视发挥厂长、管理层的积极性所没有的优势，新中国是调动工人、领导干部、技术人员三方的积极性，尤其是调动占最大多数的一线工人的积极性。中苏交恶之后，中国同时面临美国的封锁，甚至还有苏联在边境陈兵百万的威胁。这种巨大的外部压力愈发激发了中国的忧患意识与自力更生精神，使得新中国成立之后仅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就走出了彻底的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

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的“彻底性”对中国的意义，一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彻底性”的意义。这两个“彻底性”，使得中国道路的探索更为艰巨、复杂。中国道路的探索走的是一条最艰难的道路，但却是一条最为光明正大、越走越宽的道路，其带来的经验、智慧也是最为丰盈、充实、整全而持久的。中国道路的探索，包括从中国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连续、全面的道路探索，其所具有的“道”的理论、原理意义也是整全的，其对于全球南方国家的启示也是整全的。

两个彻底性，尤其是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反对内外敌人的彻底性，将愈来愈成为照亮全球南方国家的一面可资借鉴的镜子。_{【评：也因此，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将开千年文明新局，并引领人类走上和平发展道路，王道天下。】}

■ 

“执两用中”：中国社会主义中道与大国政治、大国经济

为何来自欧洲的社会主义在中国不断发扬光大，却在欧洲式微？当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来自欧洲的社会主义有何不同？要理解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先从长时段的文明史来看另一个相似的问题：为什么佛教起源于印度，却由中国不断发扬光大，在印度本土反而近于消亡？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具有佛教发展的文明土壤、政治社会土壤。

印度文明传统中的婆罗门教、种姓制是等级森严的，而佛教本身就是要专门批判、破除婆罗门教、种姓制造成的极端不平等与阶级固化。但由于印度这方面的传统力量太过强大，所以佛教虽繁盛一时，但最终还是无法与之对抗，因此在印度逐渐消亡。相比之下，中国文明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存在一种平等的思想，与佛教所宣扬的平等有一种内在的契合性。

与其他国家近代之前的传统社会一直保持贵族社会、封建社会相比较，中国传统社会具有世界古代史上最高的社会流动性。早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中国就已经开始出现由西周的世卿制平民社会的转向，南宋以降平民社会就更是彻底。

从历史上看，西方文明、印度文明长期是城邦小国政治，虽然有罗马帝国、孔雀王朝等大国一统的时候，但都不是常态。而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大一统的大国政治占主导，需要面对国家内部巨大的差异性而因地制宜，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这一点与大乘佛教强调根据众生不同根器而发展出各种方便法门的智慧有一种高度的契合性。中国对佛教加以中国化，发展出大乘佛教并将其弘扬至周边国家。

因此，我们说佛教在它的起源地印度近于消亡了，却在中国发扬光大，其原因就在于中国有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发展所需要的文明土壤与政治社会土壤。

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是如此。社会主义起源于欧洲，如今却在中国发扬光大，在欧洲式微，原因就是社会主义如同当年佛教传入中国时一样，与作为中国文明传统核心的儒家思想内在相通。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土地改革是对历史上儒家的井田制理想的最为彻底的实现。

现代中国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因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明强调社会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优先，儒家的家国天下情怀与社会主义高度契合。换句话说，中国有着社会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深厚文明土壤、政治社会土壤。

欧洲文明从古希腊开始，就是通过商业、贸易、资本的力量来聚集财富、整合社会，而中国是通过政治力量来整合社会的。西方到近代尤其以资本优先，而中国从一开始就是政治优先，政治优先乃是意味着代表全体人民之“大公无私”的国家政治通过政治的全面、系统的统筹协调来达到全社会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优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在中国与中国文明的政治传统相契合，追求社会整体利益优先。社会主义在西方则需要与自身异常强大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传统博弈。实际上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传统，本身就是在批判和挑战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_{【评：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基础上的“继续革命”，与华夏“天下为公”的文明基因是一致的。】}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实施新政，采用了很多社会主义的政策来克服资本主义的内在经济危机：英国在撤切尔夫人改革之前，英国铁路等都是国有的；法国至今还拥有不少影响力很大的国家企业，如法国电力公司、法国煤矿公司、雷诺汽车公司等。但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传统过于强大，西方社会主义在博弈中没能坚持下来。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苏联的社会主义旗帜倒下后，欧洲的社会主义走向没落。

中国能够把社会主义的旗帜扛下来，是因为在底层结构上社会主义与中国文明有一种内在的高度契合。一方面，中国在面对市场经济时，能通过改革开放让经济高效率地获得快速发展，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时间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中国文明的“执两用中”之道使得中国又能在高速发展中解决好社会公平、全民富裕的问题。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是无法兼顾的。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中道。_{【评：读谢茂松教授的著作，十分感慨！偏内圣之学的王镇华老师呼吁“中道今来”，而谢茂松教授开创外王之学时，提出“社会主义中道”。一内一外，台湾-大陆，高度契合，因缘不可思议！惟有赞叹和感恩！】}

中国的社会主义既能坚持社会主义倡导的社会整体利益优先，同时又能具备高度的灵活性。它对市场、资本以及最新的数字技术既能加以充分利用，也能加以有效规制，避免出现卡尔，波兰尼所讲的过度市场化、资本化摧毁社会的灾难。

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中道社会主义”，既坚持社会优先的原则性，又有一种注重市场、资本的高度灵活性，并使两者结合起来。欧洲的社会主义没法做到这一点，究其原因在于，欧洲不像中国有十分深厚的契合社会主义发展、壮大的文明土壤。

“中道社会主义”使中国社会主义能够“可大可久”。

■ 

社会主义国家体制：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数字文明的举国体制

成功建立并巩固“社会主义国家体制”这一新的现代国家体制，不仅对于中国，同时对于世界，都是具有深远文明史意义的。从此以后，中国的国家治理新形态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形态。它充分学习、吸收、消化了世界现代国家建设、国家治理的各种经验，同时又深深植根于中国文明的大国治理传统。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古今中外法”“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在国家建设、新国家体制建设上的体现。_{【评：中国即是天下。中国的问题解决了，“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就一目了然。】}

中国面对西方霸权的封锁和全球的竞争能快速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它的体制优势，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凝聚全社会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社会主义及其举国体制完全是“现代”的，但也不是平地而起，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深厚的历史文明传统之中。要对举国体制有深刻的理解，就离不开历史的视野。要在历史的纵深中，尤其是在文明史的通贯的整体观中才能通透理解举国体制。中国古代文明传统中的举国体制，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举国体制，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型举国体制三者之间具有历史连续性与创新性，三者分别对应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数字文明的举国体制。_{【评：有耐心者可继续读下文的详细阐述。】}

1．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举国体制

中国文明以维持大一统，即大国规模政治的统一为文明之常态，大一统是中国文明的最核心价值，维护大一统也是从士大夫精英到百姓的共识。国家、政府起到组织社会、发展经济的主导作用，国家的重大政策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层层下贯、落实。这是举国体制的前身，也可谓传统的举国体制，是一种农业文明下的举国体制。

传统中国采用举国体制的原因与动力有内外两个方面。就来自外部的压力而言，中国的北部长久以来面临着北方草原帝国的军事威胁，定居的农业文明要抵御流动并且高度武装的游牧文明的入侵，就需要有大规模的全国上下统一的组织动员——从军队的征集、训练、调动、指挥到军饷、粮草的供应，都需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调配，这样才能有效抵御外来的侵略。农业文明时期的中国有效抵御、击退了草原帝国的入侵，迫使他们不得不从东掉头往西而侵入欧洲。欧洲则无法像中国一样进行举国规模的抵御，结果被草原帝国扫荡一空。按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的研究，西方不得不从海上开辟通道，以此来对冲草原帝国在欧亚大陆上陆权的威胁，这才有了后来西方的所谓航海大发现。

从中国内部来说，农业文明受大自然的制约。因为农业离不开水资源，而中国由于气候的原因又经常面临水旱灾害，所以要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并时常需要赈灾、救济等各种社会保障。这些都要由中央统筹地方各级政府来出面组织，动员广大人力、物力。这一点是从自然以及消极面来说的，而从社会以及积极面来说，中国的大国政治要时时注意保持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避免因为贫富差距、地区差距过大而导致内部的分裂、冲突以至战争。平衡各种政治、社会、经济关系，统筹南方与北方经济社会的发展，统筹经济上先进与落后地区的发展，乃至统筹农业与商业、资本的本末关系，这些都是大国规模的举国体制下的各级政府出面统筹才能做到的，小国是无法对冲来自大自然以及社会的种种风险的。

在农业文明的举国体制中，国家要控制涉及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资源。汉代关于盐铁专卖的讨论，最终的结论是盐、铁作为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必须由国家来掌握，而不能由私人资本、豪强来垄断。同样，作为国家法定货币的铜钱的铸币权也收归国家。

传统农业文明的举国体制并不意味着只有国家一端在独自发挥作用，同时也强调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发挥社会自组织的功能，尤其是发挥地方基层乡绅的作用。乡绅在国家与广大的农民之间起着联结作用，国家政策的落实有赖于基层乡绅的配合，从而调动、组织作为农业文明主体的广大农民。政府与社会二者可谓互相配合、相互为用。

中国历史上为期长的王朝建国、发展到一段时间后，社会就开始出现活力与动能，市场经济日渐发达，宋代的《清明上河图》就是最为直观的呈现。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在传统中国并不像在西方那样是对立的，而是互相加强、互相为用的。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举国体制也充分激发市场、社会的活力与动能，并在秩序与活力、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保持“执两用中”之中道。

2．新中国成立后工业文明的举国体制

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沦为半殖民地，救亡图存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主轴。西方列强军事、经济侵略背后的支撑是西方现代工业文明。近代中国作为农业文明，无法对抗船坚炮利背后的工业文明。因此，一方面，中国为了救亡图存，必须要从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深层次上是从农业文明转变为工业文明。这也同时意味着国家组织、动员方式的转变，工业文明较之农业文明是远为发达的组织化。另一方面，西方工业国家已经经过长时间的高速发展。中国作为工业方面大幅落后的农业国家、后发国家，为了能与其抗衡，不能亦步亦趋，而需要有大力赶超的大战略。这就要善加利用自己传统中固有的举国体制，将旧有的农业文明的举国体制向工业文明的举国体制转变。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它是现代的创新，也具有深层次的文明连续性。

新中国既要面对当时工业极度落后，主要还是农业国家的现状，同时还要面对美国这一世界新霸权对中国发动全面封锁的外部极端不利条件，迫切需要由农业国家快速转变为工业国家。这就需要国家对工业发展集中领导来统一规划、协调，不能以有限的资源而四处分散、平均用力，而要有国家战略，要高度集中有限的资源来优先发展重工业，重点发展对于国家具有战略性意义的科技与产业。这就有了“五年规划”以及各种中长期规划，“两弹一星”则成为举国体制成果的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举国体制在战略层面的成果，是用30年时间建立了重工业，初步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在这个过程中，离不开工农业“剪刀差”的积累。一方面，这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大家庭内部的调整，不同于一些西方国家对外发动战争，通过殖民方式将国内矛盾转嫁到国外。另一方面，国家也在前三十年后期反哺农业，除了硬件上的大兴水利，发展农业机械与化肥、种子，实现农业现代化，还在软的方面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文化、医疗。

举国体制有其审慎性，在决策前有广泛、深入的大量调研，决策时有内部不同层级的广泛讨论，之后才是集中的政治决策。决策力强与执行力强都是举国体制的特点，但在执行层面，举国体制涉及政策如何由上而下贯彻、落实，既不能打折扣，又要因地制宜，这就有工作方法的问题。工作方法绝不能鲁莽，中国共产党最讲究工作方法，强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要求先试点，取得经验后再由点到面、波浪式地推广。推广的过程中还会在保证政策执行的连续性的同时，因应新问题的出现而不断做调整。这些都保证了举国体制在决断与审慎之间保持“中道”的平衡。

新中国的举国体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其中有由谁来组织、领导，以及选择怎样的战略发展方向等根本性的问题。将中国由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将全中国组织、动员起来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动员的最广大对象则是工人和农民。个体的农民只有组织在农村集体中，才能更快、更好地配合中国快速发展基础薄弱的工业对于低成本的粮食、原料等的需求。党和政府对工人的组织、动员要充分激发工人_{（包括工程师等技术人员）}的主人翁意识，所以举国体制离不开作用于人心，离不开对人的精神、意志力、主观能动性的激发与调动，这正是举国体制所具有的优越性。它抓住了人这一根本性因素，而这又完全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所开创和坚持的中国社会主义体制。正是有了为了最大多数人利益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制度优越性，才能够激发包括广大工人、农民在内的全体人民自发建设工业国家的积极性。

新中国前三十年社会主义体制对广大工人的主人翁精神的培育，激发出工人高度的积极性、责任感，同时创造性也得到空前激发，工人的技术创新层出不穷。新中国的广大工业领域也富有工匠精神，一方面其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工人纪律的塑造，同时其熟练工人的培养也结合了中国传统的学徒制——工厂师傅“传帮带”好几年，帮助徒弟在技术传承上得到保证。所以，中国那时是有工匠精神的，但是这点被大家忽略了，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中国工人形成的主人翁精神的新传统更被忽略，而这本身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新传统的一部分。在工人主人翁精神的感召下，工匠精神与积极主动的技术创新精神也高度结合。

3．国家治理精细化：市场经济、全球化与数字文明的新型举国体制

理解了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举国体制，顺势而下，我们看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形成的新型举国体制就更清楚了。两个时期的举国体制前后一以贯之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对社会主义体制的坚持。新之为新，来自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在坚持原则下的高度灵活性、适应性，能因应时代、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主动做出动态调整。新型举国体制之“新”体现在其与市场经济、全球化、数字文明这三个“新”的结合上，由此也使中国的国家治理进入笔者所提出的“精细化治理”的新阶段。

新型举国体制之“新”的第一点，在于其与市场经济的高度结合。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工业由偏重重工业转向同时发展以往相对薄弱的轻工业等，同时也从偏重生产转向同时照顾到老百姓的日常消费市场。这样就在重工业与轻工业、生产与消费、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之间达成动态平衡。中国继造就世界最大工厂之后，也成为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中国的GDP 世界排名第二，但若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则已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市场的作用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新型举国体制在发挥政府领导作用的同时，也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用好政府与市场这“两只手”，这是对以往举国体制以行政配置资源为主的超越。以往举国体制相对更重视技术本身，而忽略了市场与经济效益，新型举国体制则是技术与市场经济效益并重，在技术、研发与市场、产业之间达到动态平衡，科技成果转化在不断加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发挥统筹协调各方的主导作用，政、产、学、研、用、金相结合、形成部门、地方、市场等乃至全社会共同参与、有机结合的大格局、最大限度地调动、激发各方的主体积极性。新型举国体制对政府与市场等各种关系的辩证处理，体现了“执两用中”的“中道”，这是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提出统筹十大关系以来就一直延续的，在深层次上体现了中国文明的特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无节制的纯粹自由市场经济，后者的严重后果是卡尔·波兰尼在其《大转型》一书中所批判的市场的自由放任运动所带来的社会解体，因而有必要“保护社会”。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在对资本善加利用的同时，也能对其放纵而没有节制的逐利性加以必要的节制；对于市场过度自由放任而导致的失控，政府则能做出干预与调整。西方资本主义则由于资本与市场的过度自由放任化，经常出现如森林大火一样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森林大火之后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调整，经济才能慢慢恢复。社会主义中国也不是北欧式的福利社会，高福利对于依然还是发展中大国的中国而言是难以持续的，北欧能够实行高福利政策是由于其过往几百年或直接或间接参与殖民掠夺的全球所得。

新型举国体制之“新”的第二点，在于其与全球化的紧密联系，既能办好内部大事，又能有效应对、化解各种外部风险。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中从事各种代工，进而打造、建立各种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成为世界工厂、制造大国。这些都有赖于此前30年所建立的完整工业体系以及培养的有纪律的劳动工人为改革开放所做的准备。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将始终坚持发展、升级制造业，警惕制造业的空心化与虚拟化。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伴生着巨大的风险，中国的新型举国体制能办好大事，对风险的承受、应对、化解，也是其他国家所难以比拟的。如2008年美国融危机爆发时，当时全世界经济都受到很大冲击，中国则由于其新型举国体制，对危机迅速做出了强有力的应对。

全球化下各国的竞争体现在科技的竞争，而政府在高科技创新中又扮演什么角色呢？新型举国体制突出的优势正体现在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与科技政策上。西欧国家以及日本、韩国，甚至包括美国都有产业政策。在科技政策上，欧洲也一度发达。对于美国、欧洲_{（需要细分为德国、英国、法国与北欧等）}以及日韩的产业政策、科技政策，中国一方面善加学习，另一方面也因其高度发达的举国体制，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的优势，促进政、产、学、研、用、金相结合，充分激发各种创新主体的活力，从而达到自主创新、协同创新、开放创新。

新型举国体制之“新”的第三点，在于其与数字文明的高度结合。数字文明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可谓这一体制最新之处。这一点又会与第二点结合，即全球化与数字文明叠加。一方面，中国与西方在数字文明上的差距，较之当年在工业文明上的巨大差距，已然大大缩小，甚至在某些方面中西方处于差不多的起跑线上。中国新型举国体制运用到数字高科技、数字经济上，将把新型举国体制带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面，全球化与数字文明叠加，可能导致的风险比单一的全球化更大、更复杂。防范化解重大系统性风险，建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些都将激发新型举国体制的内在优势。中国既要深化内部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同时又要面对西方以自由市场的神话来打压中国，这是新型举国体制面临的新课题、新挑战，而克服了这些挑战中国将有更大的发展。

有了新中国前30年举国体制大而集中的深厚基础，加上新型举国体制与数字文明结合的新变化，中国的国家治理开始进入精细化治理的新阶段。“精准扶贫”是其中的显著例子，但需要上升到更高的理论高度。由于新中国前30年举国体制建立了大而集中的基础，新型举国体制有能力进入精细化、精准化阶段，在精细化的同时还有数字文明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上的支撑。

中国农业文明精耕细作，具有精细化的特点，不同于美国大农场农业的粗放。中国农业文明所具有的精细化特点，并不会因为已演进到工业文明、数字文明就变得落伍。恰恰相反，由工业文明进入数字文明的进程中，中国文明所具有的精细化精神将融入数字文明中，国家可以利用巨大的人口优势以及各种大数据，在国家治理上变得更为精细化。数字文明的新型举国体制的组织方式也将变得精细化，同时能在数字文明的层面上更加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市场经济、全球化、数字文明下的新型举国体制的组织、动员对象除了广大的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之外，因应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得更为多元化，增加了新的社会阶层、非公经济人士等，其中很多是数字文明时代催生的新从业者，这些也是新时代大统战的新对象。这是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在数字文明时代的新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也第一次提出了“群众组织力”的新说法。

从数字文明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可以看到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高度弹性。数字文明所具有的平等性与社会主义的性质有共通之处，但数字文明在全球运行的结果往往是带来新的数字技术垄断资本主义，只有社会主义体制才能对其既善加利用又加以规制。

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发挥，根本上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发挥。中国新型举国体制结合市场经济、全球化与数字文明的高度弹性发展，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体制一以贯之的原则性与高度灵活的适应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