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可亲可爱的中国

青年读书是养无所用之心，但有一天终会意识到我们身上的责任——对于国家、时代乃至世界、人类的责任。《红楼梦》的结局是主人公贾宝玉遁入空门，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但在这之前，贾宝玉先要完成娶妻生子、科举中举这几件人生必须经历的大事，为何如此？他要尽到在中国文明传统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尽到的家族责任。正所谓出世间法与世间法不是两件事，不尽世间法，何来尽出世间法？没有“拿起”又何来“放下”？贾宝玉尚且如此，读中国古书，又读现代新书《毛泽东选集》的现代中国人，不管年轻时如何追求自在洒脱，终会反求诸己，意识到家族、民族、国家之责任无可逃避。我们有一天会理解我们的祖先，理解先圣先贤先烈，理解毛泽东，进而在贯通整个中国历史中理解新时代，中国将回到历史的中国的荣光。历史的中国是礼义之邦，礼义之为礼义，意味着具有文明普遍性的德性、价值，而礼义也就是文明本身，“中国”“文明”“礼义”三者是完全可以等同的。

当中国回到历史的中国，中国人就将从中国理解世界，以中国历史来重新书写世界历史，中国历史将回到其文明普遍性意义。为此，中国在整部的近现代史中经历的所有历史经验及其历史原理将为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与中国具有同样近代历史遭遇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国家，提供整全性的启示。

读中国古书，自己顿时就能感觉到与古人的气息相通，感觉到先贤的召唤。就像听古琴曲，能触及心性最深处，而琴音古谓之德音。最近去江西开会时顺道拜祭了叠山墓。谢枋[bǐng，同“柄”]得_{（号叠山）}与文天祥、陆秀夫为同科进士，都在南宋亡后殉国。明景泰帝为谢枋得、文天祥一同赐谥号——“诏谥天祥忠烈、枋得文节”，并在谢枋得绝食尽节的北京悯忠寺_{（今法源寺）}建祠，供奉二人塑像。王阳明为谢枋得的《文章轨范》作序，他还专程到叠山墓前赋诗凭吊：“国破家亡志不移，文山心事尔相期。当时不落豺狼手，成败于今未可知。”晚清林则徐专程拜谒叠山书院，题写书院匾额与讲经堂前的楹联——“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大勇若怯大智若愚。”方志敏牺牲前写下了《可爱的中国》，他少年时就读于叠山书院的首届高小班，为叠山精神所感召。从叠山到阳明，再到林则徐、方志敏，我们看到先烈精神的不断延续。明年恰是叠山诞辰800周年。

_{【背景资料：谢枋得（1226年3月23日－1289年4月25日），字君直，号叠山，别号依斋，信州弋阳（今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人。宝祐四年（1256年）与文天祥同科进士，历任抚州司户参军、建康考官、江东提刑兼江西招谕使等职。因抨击权宦董宋臣、贾似道屡遭贬谪。德祐元年（1275年）率义军抗元，兵败后流亡闽中，以卖卜、教书为生，拒绝元廷五次征召。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被强制押解至大都，绝食殉国于悯忠寺，门人私谥“文节”，遗作辑为《叠山集》。}

_{谢枋得早年学通“六经”，淹贯百家，因指斥贾似道误国被贬兴国军，宋亡后坚守遗民气节。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福建参政魏天佑强征其北上，抵大都见曹娥碑后感怀忠孝，五日绝食而卒。其诗文豪迈奇绝，多抒亡国之痛，《崇真院绝粒》等作品展现殉节志向，明代有编《叠山集》传世。砚台铭文“持坚守白，不磷不淄”与岳飞、文天祥共铭一事彰显气节传承。】}

在上小学时的记忆中，对清明节和六一儿童节印象很深。清明节学校都要组织学生去烈士馆参观、扫墓，在烈士馆广场列队，气氛庄严肃穆。有时是到陈列馆参观毛泽东故居，毛泽东故居离我就读的中学以及老红军的住宅都是一墙之隔。当年毛泽东在此做了寻乌调查，写下了《寻乌调查》与《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上小学时每当六一儿童节那天，我就一早穿上父母刚给买的崭新白衬衫，系上鲜艳的红领巾，在操场上参加全校集体歌咏比赛。我们当时相信红领巾是烈士鲜血染成的，在歌咏比赛上我们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时热血沸腾。我们小时候是天真快乐，相信一切的。我们也相信大人说的吃饭时不能有米粒留在饭桌上，不然会被雷公打的。

今天回想起来，小学时清明节到烈士馆扫墓，六一儿童节穿着崭新的白衬衫、系上鲜艳的红领巾，在操场上参加全校集体歌咏比赛，是培养少年儿童对于国家、对于新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的两个重要仪式，体现了由衷而出之“诚”。这两个仪式是新中国的新文化尤其是礼仪文化的一部分，应该被看作建立新礼乐的努力。中国文明的本质是礼乐文明，新礼乐体现的是“旧邦新命”在损益中的新创制。

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知天命”之意涵极为丰富。顺逆皆为天命而皆顺受之，为知天命；顺逆皆相信”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为知天命。后者通俗点说，是安然接受一切命运安排的同时还相信人禀有德性之善为知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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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四十年的问学、求道过程中，自己经历了中西之争，也对西学获得了免疫力，知其长而学习，知其短而批判，并在中西文明比较中更深刻地理解了中国自身文明传统，这如同当年的儒佛之辨，中西之争、中西之辨将是长期而不断深化的历史过程；自己又经历了古今之争，从孔夫子到毛泽东再到新时代，终于理解了古今一体的根本连续性与今之“旧邦新命”。我们这一代人以及上下几代人定的职分，从千年后来看，一方面是如船山所说的“持志定”，为毫不动摇地巩固这一新制度做好“一个兵”，也就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另一方面是为稳固新制度必须做好稳固文化领导权的根本性工作。这就是“斌”之为“彬”，即文质兼备、名实相生。“红色”之社会主义制度未来能行之千年，需要处理好文质、名实相应相生的根本性问题。“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中国共产党应该是今天的新士君子，新士君子要有相应的新政治文化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