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随笔 2026年11月03日 星期二
文字及整理 | 中霖
坐在从大连驶往秦皇岛的高铁上，打了个盹，就睡不着了。望着窗外风景，想起六月份带孩子们走过的路，心里十分平静。
孩子们的心思单纯，哪怕青少年沾染了一些社会习气，也是比较容易转化的。而成人社会的固有观念，扭转起来就比较困难。但是，困难并不可怕，因为它也是人的意识显化而成的；要突破困难，惟有“思维修”——不断突破自我意识的设限。
昨天上午，参访位于一个小区的书院——岚湖心田书院，已创办九周年了。当初是作为对体制内学校孩子课余健康生活的一种陪伴与支持，如今孩子大了，书院的核心团队开始思考如何提升和转型，以便支持更多的家庭。
我们一边吃着美味的水饺，一边讨论“书院”、“易俗社”、“生活馆”等话题，我们的服务对象是谁，是否注册公司，如何可持续发展。这些议题，大概在各地创办易俗社、青年互助组织以及小微学校转型阶段，都会涉及到，故梳理一下思绪，供同学诸君参考。
首先，我们要关心经济议题，不要有精神洁癖。要精通“生意经”，但不是唯利是图。然而，何为“经济”、何为“生意”，要小心过去四十年西方经济观念（资本经济的逻辑）对我们的染污。回到张孝德教授创造的新概念——“命本经济”，我们所有的经济行为应该是滋养生命，而不是消耗生命、伤害生命的。有此作为准则，一切复杂的经济现象都一目了然了。
譬如，按照现行《公司法》的定义，“公司是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故公司具有“营利性——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股东出资，专业经营者负责日常运营”。由于有股东与实际经营者的分离，并有营利的目标，在人们的观念中，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合理的——这已经是资本经济的逻辑了。
因此，公司可以注册，但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其次，由于目前“民非”（在民政部门注册的“民办非企业”）不容易注册，如果需要有一个有独立经营自主权的法人机构，那么，退而求其次，也可以去工商部门注册一个公司，但对“股东权益”等规定要事先讨论透彻，最好明确规定“永远没有股东分红”；若有项目需要预备资金，最好以个人信用去短期拆借，而不是以股东的方式变成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经营者和工作人员可以领取薪水和各种福利，但要杜绝股东分红。
第二点，我们讨论经济问题，不能孤立地就“经济”而讨论经济。西方现代意识形态中，是将“经济”、“政治”、“文化”放在同一平面来看，理想主义者主张“经济是互助的，政治是平等的、文化是自由的”——这是典型的西方思想启蒙运动的产物，华德福“三元社区”也没脱离这个思维模式。
回到中国文化的脉络，以“大学之道”为代表，是上下贯通的，而非平面思维。经济的基础是政治，没有好的政治环境，谈何经济的长期主义；而政治的根本是文化，政者，正也，政治的核心是人心导正，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有朋友读到这儿，大概会有疑问：这不是“文化决定论”么？文化正了，钱和政治就真的能自动归位？人们对现实的观察，得到的经验似乎恰恰相反：文化是最慢的变量，组织和人先要活下来。
这不禁又让我想起青年毛泽东在《心之力》一文中的阐述：
人生于天地之间，形而下者曰血肉之躯，形而上者曰真心实性。血肉者物质之所成，心性者先天地之所生。故而有唯物唯心之论说。人活于世间，血肉乃器具，心性为主使，神志为天道。血肉现生灭之相，心性存不变之质，一切有灵生命皆与此理不悖。盖古今所有文明之真相，皆发于心性而成于物质。德政、文学、艺术、器物乃至个人所作所为均为愿、欲、情等驱使所生。
从通常人们的生活经验，肯定是需要先满足生存、安全等生理性需求（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学说阐述得比较清楚），而文化的需要、精神生活的需求似乎是“奢侈品”。孔子对此也是肯定的。孔子到卫国时与冉有，有一段对话。原文为：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见卫国人口稠密，冉有问人口多了怎么办，孔子答“富之”；又问富了之后呢，答“教之”。在解决了绝对贫困的今日中国，探讨礼乐教化、重建礼乐生活是适应的，而在战争革命年代、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期阶段，讨论“礼乐”问题就显得很迂阔了。
因此，从形而下入手，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是必需的，但对于一个“人”来到世间，仅仅满足物质需要是不够充分的。什么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充分条件？需要跳脱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学说，从人的本质而非“我”的欲望出发，才能别开生面。
马克思理论最大的历史贡献是他的政治经济学，帮助我们深刻认识到“资本经济”的原罪。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作结合，取得了中国现代革命的伟大成功，创立了开千年文明新局的“新中国”。对此，我们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诚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遇见许多困难，也走过不少弯路，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动摇的。面对过去四十年，资本经济观念对我们的侵蚀，我们要返本出新，回到可大可久的华夏文明传统，来重新看待经济、政治、文化这三者的关系。
无论是组建一个新家庭，还是创建一个互助组织，还是看待治国、全面参与全球治理问题，都要把“文化”放在首要位置。没有“天人贯通、上下齐心”的文化为根基，政治是容易摇摆的，而经济一定是短视的。
譬如，如今年轻人结婚，首先考虑经济问题，将离婚如何分财产约定好，而不是感恩天作之合，彼此承诺白头偕老，那么，这个婚姻关系会稳定么？
又譬如，我们探索基于命本经济的青年公社，如果只是为了抱团打天下，解决生计问题，而不是出于文化自觉，不是出于共同的“自觉觉他”之使命，恐怕也很难茁壮成长。
第三点，“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天下一家”的当代表达，体现了协和万邦的圣王之志。所以，与形形色色的利益共同体（企业，最典型的是上市公司）、情感共同体（同学会，同乡会等）相比，精神共同体是一个组织有着长久生命力的根本保障。
如何建设一个“精神共同体”，而不是喊口号，人们通常最关心两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1）决策：谁说话算数。创始人一言堂的组织，寿命等于创始人的精力寿命。哪怕只有两三个人，也要有议事规则——大事怎么议、谁能否决、吵翻了怎么裁决，要有规矩。
（2）利益：核心团队怎么分钱、分名、分权。只谈使命不谈分配的共同体必出局，而且出局时特别难看，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情怀被辜负了。先小人后君子，可能真要事前把“分”谈得明白，才能走得长远。
关于这两个问题，最擅长思考的是西方政治哲学。因此，所有的政治哲学是从防范“人之恶”出发的一套逻辑，中国先秦时期的荀子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所以生出了法家。当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史，常常说“外儒内法”（也称阳儒阴法，儒表法里），也常说“王霸杂用”，对“中道一体，王道一贯”缺乏信心。
请注意，我们今天讨论的具体问题是“如何建设基于命本经济的民间互助团体”，所以要规避几个问题：一、我们不是站在一个国家领导人的立场来研究中国和天下的问题；二、我们的能力十分有限，不能大包大揽，尤其是“现代国家”权力极大，不是小国寡民的时代，我们只是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作为主流教育体系的补充；三、建设基于“命本经济”的民间互助团体，就是从养吾慧命为出发点，乃“为己之学”，主要精力不在改造别人的思想，而是移风易俗，建设大大小小的非血缘关系的礼乐大家庭。
关于精神共同体，涉及到一个话题，这里不具体展开。那就是宗教团体，他们有极强的精神凝聚力，也有自己的一套经济运作、权力架构的传统。而我们走的是孔子之路，以“学”为教，恰恰要反其道而行之：尽量去组织化，不求规模，不要求绝对忠诚，鼓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因此，我们要有足够的清醒：与各种有排他性的宗教组织不同，基于华夏礼乐文明传统的“书院”、“易俗社”、“生活馆”、“青年公社”等，就是以“天”为本的大大小小的精神共同体，而非一个中央集权的超大规模的组织，故能足够开放，尊重不同而和，化解历史恩怨和宗教冲突，真正致力于人类和平。
此谓有无相生，此谓本立而道生。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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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图片来自中霖、王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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