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草原随笔 2026年06月25日 星期四
文字及整理 | 中霖
“寻找中国帆”同学本周在玉泽园“大美之家”休整,参与共学谢茂松教授的著作《天下文明何以可能》,学得很欢喜!
我们在宜黄聊及此事。瑞芳说,大概许多地方领导干部读这本书,未必会比孩子们有感。我说是的,因为孩子们没有思想包袱,他们的视野更开阔,而成年人容易受自身成功经验的束缚,反而迈不开步子。因此,古人不禁感慨:“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我们处在巨变的时代,若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形势有把握,对华夏文明的可大可久有信心,就完全不用忧虑个人前途,只需顺势而为,完成自己此生的“英雄之旅”即可【注:借用占星学的术语,每个人走在属于自己的生命轨迹上,都是一次“英雄之旅”的完成;而回到传统语境,即“接天命”、“顺天命”】。
本周末,在地扪有一个小型论坛,主题为《新经济与青年互助社》,邀请了国家行政学院退休教授张孝德先生做专题报告。张教授是“新生态文明”理论的早期倡导者,其核心观点认为人类文明正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第三次大循环转型,而中国乡村是这一新文明的根与出口。大家不妨对照谢茂松教授的著作思考一下:
1、张教授所说的“新生态文明”与谢教授谈的“数字文明”之间的异同;
2、参照谢教授作品第二章《如何破解近代以来的国家困境、社会困境、文明困境?》的第四节《统筹陆海、东西南北的文明意义》来体会一下,如何看待山海之间、城乡之间的协同发展。
“互助主义”是西方传来的现代概念【背景资料:“互助主义”是克鲁泡特金提出的理论,主张互助是进化核心,核心观点:认为生物和人类靠互助生存,反对弱肉强食,是无政府主义基础。五四时期曾在中国广泛流行。1919年,由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高一涵、张崧年、罗家伦、王光祈等17人发起成立“北京工读互助团”,“本互助精神,实行半工半读”,以作为新社会的胎儿,幻想通过它的逐步推广,来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理想。互助团成员在具体筹备组织的过程中,碰到了经费不足,收入微薄,甚至面临饥饿,内部出现严重分歧等种种实际困难。这使他们认识到: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实行工读互助生活,只不过是一种幻想,更谈不上通过这种团体去改造社会。1921年初,工读互助团运动终于失败。此后,许多成员恢复了过去的学校生活或出团求学,而其中一些进步青年则摆脱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束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时隔百年之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如何组建新的青年互助组织,以超越资本主义的逻辑,大概还是要以华夏礼乐文明为基础,才能茁壮成长,从而带动和鼓舞更多青年。


【“寻找中国帆”同学日知录选编】
■ 01
接着读《天下文明,何以可能》,越读越发现这本书的精华,这本书篇幅很长,作为平时的我、包括一般人应该不会主动翻开来读,但像我们现在以这种读书会的形式一起共学就很好。但是真的好好看下去,恐怕黄老师就不用再给我们讲课了,其中讲的东西简直是一模一样!除了教授会找更多的经典来论证和黄老师的言简意赅不同之外,毫无出入。
“中国有两个节日很重要,一个是春节,另一个是清明节。二者都关乎通过重要仪式而达到家的感情凝聚,外在仪式不可或缺,现代社会更要对此有文化自觉⋯⋯春节的喜庆日子里不能忘记祖先,所以要祭祖——祖先也要来和子孙后代一起享用酒食,其乐融融(在客家,除了清明祭祖,年三十前后(尽量是当天)上午都要再去上坟,要通知祖先们晚上回家吃年夜饭)。”
“南方祭祖,不只是祭祀上一两辈的祖先,还要祭祀始迁的开基祖、一世祖⋯⋯不只是祭祀自己的祖先,还祭祀历代有德、有功于国家、民众者,以及人类所取用的自然界的万物,如天地、川泽山林等,即‘天地君亲师’”⋯⋯
“天子还要在日坛、月坛祭祀日、月;在社祭坛祭祀土地(‘五土’)以及土地上产出的农作物(即五谷或者说是发现五谷者)。”“从社稷坛到社官、土地庙、灶神,才构成从天下、国家到家的完整的神祇系统。”“中国礼文化之供奉、祭祀‘天地君亲师’,是真正的命运共同体观念的凝聚。对于逝去的历代祖先的祭祀,意味着共同体不止于可见的现世,而是与逝去者也建立永恒的、超越的联系,这超越了功利主义。”“在南方有祭祀历代祖先的风俗,跨地区甚至跨省宗联修族谱,从而建立‘我们从哪里来’的完整谱系。”
或许这就是华夏文明尽管朝代兴衰、不断更替,却始终存在的原因,有更大的、经天纬地的生命历史观。“纵有千古,横有八荒”,也不会只看到现世,而是会去承继祖先的光荣与耻辱;对天地之间滋养,也不只是一味地索取,而是也有回报,此为“国家大事,在祀与戎。”
“欲任天下大事者不可不学船山学——大臣之道。”:“有些士人容易严于求君,责君而流于苛责⋯⋯对于自身要求之放松,缺乏自省,高傲自大。(需时时提醒莫惹尘埃)。”“官之为官在于贤能⋯⋯内圣是‘修己’之心性修养,外王是由‘修己’而后‘治人’、‘安人’的治国平天下之经世致用。”“彻上彻下,贯通于‘为君之道’与‘为臣之道’。”“国必有所恃以立。大臣者,所恃也。”“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
“政治之最终目的乃是化民成俗,养百姓和平之气,这是政治的根本出发点。”“大臣当独任、不好言而民不知感,应因果敢地独自做出决断而安社稷江山。”“居位无补,唯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可以报国。”“功成而不为百姓知,不为百姓感,政治家乃是独任,乐天知命而不忧,其政治乃是有所持守,反求诸己,出于内在之性,即天命之谓性、性之善,而不是为了显赫的声名与权利。”
“大臣之平情、坦然无我之大用⋯⋯对于权位之升降,皇帝的疑、信,乃至功之成与不成,都平情以接受,任天下之重者,需‘平其情以听物之顺逆’,平情之大用达到四海在其度中,贤不肖万殊之情归其范围矣⋯⋯平情之‘坦然无我’,‘可为则为,不可为则止’,超越了功名与士之必‘求成求可’⋯⋯权势之来去就是政治题中应有之义,情就不能不平,名则不可求,相反还可能承受无名、恶名,总之是坦然无我,并不求自我表白,甚至不求自我洗刷冤屈。”“社稷臣者,唯正而已⋯⋯当危乱之世,镇静、思虑周密而持守大正,方可化解政治危机于无形,而可以为‘社稷之臣’。”“志大则心量大,心量大则见识远大,三者贯穿的是‘善’。”
——这些是针对“大臣之道”,却不局限于“大臣”,居庙堂者必然要兼顾其品质或努力朝着此方向前行;而我们就未居庙堂,作为普通百姓也可以拥有这些品质,“大臣之道”,人人可学,将其落入日常的为人处事中。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中国文明重诗教。诗经时代,诗、乐往往是一体的,诗教在于养成温柔敦厚之性情。——书香门第便是如此,须由三代人来建立。
“‘滴水入海,同海广大’,以个人之点滴功德融入大众之功德大海中,其功德将无量无边,永不耗尽”——这是共业,即共同的事业。
“要理解中西政党制度选择之差异,首先要回到各自文明的原点。”——在现在这个十字路口,需要清醒地入世,明辨世道中的变化、险恶,去选择一条走得通的正道,而其中难免需要有对事物的判断,有所采用、有所保留,但一定不能陷入二元对立,要回到够大的开始。
“‘礼’是一代代人的不断累积,但亦离不开历代圣贤之先知先觉。‘百姓日用而不知’,但君子则不能不知,不能不先觉。”——那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文明流传至今的性情、气象。作为百姓或许的确不知,因为活实在是太自然了,而如今却也有些人受西方的影响越来越不像“中国人”了,那这个时候就不能只是让大家“日用而不知”,要有“大臣(更高觉悟之人,能够为之发声、影响的人)”应当知道,并且导民以正,想必历代都会有这样的先觉先行者来发挥此作用,得以将这个文明传统仍然保留得无比完好。
看了襄阳《雨口夺粮》的短片后,大为震撼。“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不只是科技的力量,更是人心的凝聚、温暖。”“人心托底,科技撑腰”,大国底气,山河无恙!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却可以走得很远。


■ 02
今天继续在玉泽园学习,一天下来还是很丰富。也加入了日常生活,厨房轮值,打扫卫生,与小朋友们一起还挺有趣的。
下午继续共读《天下文明何以可能》第一章,对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和文化的自信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中国之为中国,对外而言,存在‘华夷之辨’。侵扰中国的北方游牧民族被视为与中国相对的‘夷’,但‘华夷之辨’不是凝固的,而是动态的,也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是礼乐教化,“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而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由此就有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外面的游牧民族一点点在文化上认同中国,那他们就成了中国人;他们的宗教来到中国,与中国文化融合,变成中国的大乘佛法,来中国则中国化,多么伟大的文明。
礼乐还有更重要的意义,中国文化在礼的呈现有很多,如祭祀,供奉“天地君亲师”,与西方的一神教完全不一样,上贯穿之前的文明,延续新的发展,“是世界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文明,也是真正的命运共同体观念的凝聚。”而乐就是我们在做的,融入日常生活的大乐,南音、侗歌,滋养我们,调节性情,合于大家。
谢教授还讲了很多,非常全面,对我们做的事走的路,都有提到,更加鼓舞我们,啟源老师昨天在感叹,这本书我们读的时候都立起来看,想着中国各地党员领导人要读这本书时的场景,会有多壮观,与我们也有几分相似,“你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少年!”关键在做的事是正义的,正义的事是不会被打倒的,也不会被攻破!

■ 03
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下午照旧,顺着昨日共学《天下文明何以可能》的内容向后读,先前我多多少少,对共产党有点隔阂,不是所谓的讨厌,而是觉得此事与我没有太大的关系,是国家层面的事,但于现在而言,越发感觉和我们切身有关,而且经由谢教授所言,也是我们可以做、可以践行的事。
谢教授一句解释中国文明的价值观,便是“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是万物各正其性命,激发社会的自组织作用,没有抹杀个性。让我想到,这不就是我们中华文明之核心吗?既独立,又一体,华夏文明每个人都应该自肯,人人都是天之子,只要我们有心,有那份“愿意”,我们都可以跟古圣先贤往来,以孔子为学长,每个人都可以活出来,都有一份责任去参与到社会其中,尽自己一份力。中国一直是大国的政治,反复涅槃再重生,重组社会秩序。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一直有一种互帮互助的精神,从而撑起大国。如主课时,看的一个短的影片,襄阳收粮困难,各方自发的组织前往帮忙,不问能收获什么,就是有一股内在的力量,别人有困难,我们能做什么就去做。这样看来,中国更像是一个大家庭,于这个家庭之中,我们都有心尽一份力。“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得很远。”齐心协力,同舟共济。
还有一点感触很深,谢教授谈到王船山讲大臣之道,所需落实的为人处事,于我们也同样受益,不仅是国家的大臣,我们也同样需要学习。例如“独任”,处事的果断,不为外在所迁就,是以正为自处;“平情”也是如此,要有那种无我的心量。政者,正也,需立于正,正即是呼应天地的声音。我们日常也应如此,最伟大的老师就在我们心头,有那把量天尺,则行有分寸,能把握好“中”,祂都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了,有何理由不将其活出来呢?内圣而外王,以心性之学为基础,才可外王。



■ 04
今日对谢教授的文字很是有感。
下午共读时,读到了教授写关于中西方政治制度和政党的差异性。“党”一字在传统语境里是一个带有贬义色彩的词,如“结党营私”等。在西方现代语境中,政党是指:“代表一定的阶级、阶层或集团并为其利益而斗争的政治组织。”如此可见,若是陷入其中,就很难解释得清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就是有别于西方政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就可以接续中华五千年一贯的道统。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不是单一阶层的人,也不是全国的各个阶层。中国共产党所服务的,是全体人民,无论是穷人富人还是士农工商,都是中国人民的一份子,都是整全的中国的一部分。就算没有所谓的中国国籍,只要精神上是中国人,那么就可以“来中国则中国之”,沐浴在中国文化的感染和帮助中,活得幸福安康。在根源上,中国共产党只是借助了现代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式,以数百年以来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开创下一个千年新秩序的终极目标。
相比之下,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在本质上还是家天下的一种延续。西方的民族观念实际上就是一个庞大的家族,维系其能够紧密结合、团结一致的还是血缘上的关系。因此,其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看似是十分先进,但近代以来其和资本主义一起,无疑已经成为继西方宗教后又两种因其自身的狭隘而引发了巨大灾难的典型案例,两次世界大战的背后都离不开所谓各个民族和资本集团之间利益的冲突。
之后又读到了佛教之于中国和共产党之于中国的相同之处。二者皆起源于其他文明,传入中国后又在本国逐渐式微,但在中国却又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佛教说‘滴水人海,同海广大’,以个人之点滴功德融入大众之功德大海中,其功德将无量无边,永不耗尽;从中国共产党党史来看,每一个普通人在融入中国共产党的共同事业中而获得其神圣意义,与前者不也是相通的吗?”所以,像无数为伟大革命事业牺牲的革命前辈一样,我们在复兴文化的道路上只要是肯“玩真的”“拿命来换”,就能与天地、无数圣贤相会,一份份微博之力汇聚在一起,终将有力地推动这份共同的事业向目标前进。
最后读到了谢教授讲王船山对于士大夫政治不成熟的批判和对于大臣之道的阐述,让人不由得警醒。身在官场,看似是为了人民、为了家国的江山社稷尽己之力,是在行外王之道。但实际上,若是遗弃了内圣功夫的操守,无疑还是会陷入偏颇的境地。故无论做什么事,都因时刻提着慧命,在官场上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放在生活中任何大事小事里,都应持有此等态度,不害。
——在王船山看来,博取听言、受谏、纳善之美名,轻易为献言者之高论所打动而用之于天下,则天下社稷百姓随之受震动之害。
——真正的政治家,乃是功成而不为百姓知,不为百姓感,那么政治家个人的人生意义又在哪里呢?在王船山看来,政治家乃是独任,乐天知命而不忧,其政治乃是有所持守,反求诸已,出于内在之性,即天命之谓性、性之善,而不是为了显赫的声名与权力。
——任天下之重者,没有比“平其情以听物之顺逆”更重要的,平情之大用达到“四海在其度中,贤不肖万殊之情归其范围矣”。
——而社稷之臣,没有别的,“唯正而已矣”。他精微地辨析,以权谋来制人,人也以权谋来回应,君子肯定不如奸人险诈,而君子先行倾覆;但以正自处,立于不可挠之地,而天时人事自与之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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