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团结，就是力量

江青很了解阿甲，在延安时期，两人曾同台主演京剧抗日现代戏《松花江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阿甲在戏曲界名声大起，并且花了两年时间向苏联专家系统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一次江青见到他，还似真似假地说：“你现在是京剧大师了！”

1963年9月，毛泽东提出：戏剧要推陈出新，不能推陈出陈。出新，出什么？封建主义？社会主义？旧形式要出新内容，上层建筑总要适应经济基础。政治局委员乌兰夫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提出1964年在北京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这样，江青觉得机会来了，摇身一变，成了搞京剧革命、抓现代戏的先锋。她指责戏曲舞台上充斥牛鬼蛇神，借《伐子都》的鬼魂问题、《小放牛》的舞蹈问题，攻击京剧传统节目是迷信色情的传染病灶，挖苦传统戏：“那么肥的服装，那么高的靴子，那么长的髯口，都是对演员的残酷束缚！”

阿甲是《红灯记》的主要编导、著名戏曲导演、编剧和理论家。作为《红灯记》的主导者“中央领导同志”的江青，插手《红灯记》创作，时间大约半年多，观看演出六七次，每次都要发表意见。经过记录整理的就有五次，共计120条（包括某些前后重复的意见）。这些意见，有些讲得比较集中。比如多次讲到“刑场”一场要突出李玉和的形象，要加强他的唱段；如何更好体现地下工作的特点等。其它绝大多数都是关于个别细节的零散意见。她本人说“我不看提纲，不看剧本，只看演出”，所以她的意见，大多是观看演出时的即兴感觉。一类是对于个别细枝末节的非常具体的意见，涉及情节、台词、唱腔、动作、化妆、布景等各个方面，这是绝大多数。另一类是大的方面的要求，但又都很抽象、笼统。比如，要为李玉和树碑立传，即是为工人阶级树碑立传，要有大段的整套的唱，要抒情等。至于树他什么，怎样去树，唱些什么内容，连个方向性、原则性的意见也没有。她在抓《沙家浜》时曾说：“我只能开药方，不能当护士。”意指我是领导，只拿原则，不管具体。可是在《红灯记》创作中，她却大做打针、发药、量体温一类护士工作，热衷于提各种各样细节上的零碎意见。这说明，重要意见她实在提不出，水平有限，并没有花多少心血。

江青对京剧艺术的了解，虽然水平不高，但作风却飞扬跋扈，非常霸道。她凭借自己的身份，唯我独尊，颐指气使，以势压人，个人说了算。她根本不尊重别人的劳动，体谅别人的困难，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动辄便指责别人：“还有没有党？”1964年5月，她在关于《南海长城》创作和拍摄会议上，针对阿甲对《红灯记》的“难以割爱”想法，竟毫不掩饰地说：“艺术创作坚持不粗暴，政治问题就不是粗暴问题。”这就是说，在艺术创作上，不听她的话，坚持自己的意见，就是政治问题，就要进行压制。她甚至把《红灯记》当作自己的专利，把持演出。有一次，徐平羽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将剧本译成外文，招待各国驻华使节。择定演出日期后，徐向江青打了招呼，不料江大发脾气，说：“是谁做主的，我都不知道，我要向主席报告。”徐无奈，只能当天停演，找个藉口，改期演出。

阿甲对江青的霸道做法深感不满，背后不时冒出怨言：“领导上最好抓原则问题，艺术处理不要管得太宽”，“领导意见固然要尊重，艺术问题也要考虑考虑”。“‘独白’是戏曲表现上有力手段之一，连‘独白’都不要了，戏曲的表现手段更少了”（这些话在“文革”中，都成了抗拒和攻击中央领导的罪行）。对江青提出的意见。阿甲只能改好，不能改坏。江青的那些零散的具体意见，照做，好办。但她的一些大而空的要求就实在难办。阿甲为此伤透脑筋，只能猜谜似的去猜，去琢磨她的心思。摸对了，合乎她的心意，她点头。摸错了，不合她的心意，再摸。改了再否，否了再改。这种情况使阿甲感到头昏脑胀，十分委屈、苦恼和无奈。一时气急之下，曾经想甩手不干，以示抗拒。恼火时还冒出一句“江青有精神病”（这句话在“文革”中被一同事揭发成了弥天大罪）。但是即便在这种困境之中，他也丝毫不改初衷，仍尽心竭力，坚定实现创造京剧现代戏的使命。

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成功了。《红灯记》被江青封为“革命样板戏”的排头兵，且以文件形式加以定位。“文化大革命”开始，江青从“京剧革命的旗手”发展为“文艺革命的旗手”，又发展为“文化大革命旗手”。其中，“京剧革命旗手”是基础，基础越强固，越有利于她向上攀登。所以，她比任何时候都急于要把《红灯记》弄到手。

开始时，江青通过她的一个亲信，由亲信的老婆向阿甲夫人方华递话，暗示只要阿甲在《红灯记》问题上向江青就范，便可以出来工作。此事为阿甲拒绝。于是，江青便在政治上否定阿甲。1966年首都文艺界大会，江青指使她在京剧院的亲信点名诬称阿甲、张东川都是破坏《红灯记》的修正主义分子。1967年8月，江青接见参加《红灯记》演出人员，又别有用心地说：“阿甲有好些事情不告诉你们。过去每次看戏都是他坐在我旁边。这个人可厉害了，不好斗。”

1968年6月，江青接见钢琴伴唱《红灯记》的演员，再次煽动说：“阿甲这个人很坏，是历史反革命，又是现行反革命，他老婆也很坏，你们把他斗够了没有？”同年9月，江青对交响乐伴奏“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的演出人员讲话，诬蔑“阿甲是个叛徒，也可能是特务。要彻底打倒他，他就想把这个戏搞成修正主义的”。1969年，她在北影厂谈话时说：“阿甲，张东川合伙整我……，他们能官复原职吗？他们是现行反革命！”1970年7月，她在接见“周扬专案组”工作人员时更恶狠狠地说：“要审讯阿甲！阿甲这个反革命啊，他拒绝见我。62年我给四个正副部长谈话，找了他，他不见我，哼！要审讯他！”其实，阿甲与江青本来无冤无仇，延安时代，他们不仅同台演过戏，而且阿甲同方华结婚时，江青还到场祝贺。阿甲身体瘦弱，江青还曾按毛泽东的授意，代表毛向阿甲赠送过补药。现在关系达到这个地步，全是因为《红灯记》。

“文革”中，江青及其文艺随从在文艺创作中奉行“假大空”原则，塑造英雄人物坚持“高、大、全”模式，把英雄人物描写成几乎不食人间烟火，毫无七情六欲的“超人”。这种思想在“文革”中达到高峰，但在“文革”前就已经露头。在1964年的《红灯记》创作中，李玉和在就义前有一段唱词：“那时候，全中国红旗插遍，想到此，笑颜开，热泪涟涟”，江青非要将“热泪涟涟”改为“斗志更坚”，后来她在“文革”中说：“英雄人物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为什么要哭，要流泪？这种伤感的情调是人性论、革命的悲观主义，因此是修正主义理论。”按她的说法，李玉和、李奶奶先后牺牲，李铁梅只能表现出继承遗志、坚持斗争的气概，而不能表现她的悲伤。阿甲对此不满说：“死了爹爹奶奶，也不让哭几声，未免太不近人情了。”

“刑场”中原来有一段导演解释：“幕后小伍长喊叫‘密电码不说的，打！’（指打李奶奶），每打一下，李玉和都紧紧握拳，好像自己在忍受残酷的抽打”，这也不允许，李玉和只能像铁打金刚巍然不动。在李玉和、李奶奶就义前，李玉和对铁梅说：“孩子，孩子，让我好好看看你！”这也不行，等等。所有这些，在“文革”中都被斥为渲染骨肉之情、家庭气氛，贩卖资产阶级人性论，往英雄人物脸上抹黑，是破坏《红灯记》罪行。

历史终究是公正的。“四人帮”倒台，十年动乱结束，阿甲已年届古稀。他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江青强加给他的“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叛徒”“特嫌”等诬陷之词，统统在事实面前被彻底否定。他在理论上、实践上对中国戏曲艺术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他在“文革”中坚贞不屈的表现，得到党和人民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评价，受到同行的尊敬，并先后担任中国京剧院名誉院长、文化部振兴京剧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当选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曲表演学会会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五、六届委员。

历史以特有的形式对他和《红灯记》的关系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1980年10月23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开审判江青，进行法庭调查。阿甲以重要证人的身份出庭提供证词，揭露和控诉江青，疯狂掠夺《红灯记》，残酷迫害自己的桩桩罪行。阿甲最后义正辞严地说：“江青，我了解你，不要看你过去的地位很高贵，但是你的人格很卑鄙，灵魂很肮脏，心很毒，手段很残忍，格调很下流，我要求我们的人民法庭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严厉制裁，一丝一毫也不能宽恕！”

戏剧所搬演的，都是人事，戏剧的取材，就是人生。同别的艺术（如图画、音乐）相比较，戏剧更是明显地充分地描写人生的艺术了。但是人生是流动的，进步的，变迁的，而不是固定的，刻板的，万古不移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与状态，有特殊的思想、人事与背景，所以除非作者偷懒，不曾亲自去阅历人生，观察人生，了解人生，直接的记录人生，而只是人云亦云，抄袭了，偷取了，摹仿了别人的作品，仅仅写出有技术而无意义的戏剧而外，凡一切有价值的戏剧，都是富于时代性的。换言之，戏剧必是一个时代的结晶，为一个时代的情形环境所造成，是专对了这个时代而说话，也就是这个时代隐隐的一个小影，戏剧不能没有时代性，因为人生先是不能不分时代的。_{【原为《洪深戏曲集》代序，后收入《现代戏剧导论》，并作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九集《戏剧集》的导言。】}

今天对“解”卦蛮有感，在内心反复品味标题后附注的那两行字，越品越觉豁然开朗。晚上看到黄老师学习日志“预览”里有更多斩钉截铁的解读——一定“有解”！好不欢喜！还有什么难的？！哪里需要什么委屈、沮丧和焦虑？自天解之！

要说“解”卦的意象，尽性接了天地的“消息”，行险而免险，转危为安。体会到这份默默护佑的吉祥后，对新中国的成立更为理解了，贯穿整个战争前后革命无数时刻的那一个个“时”，皆因有了这样的“一二人”得了时令，“解之时大矣哉”，不需要理由，定能否极泰来，可谓皆为“天意”，尽显天地之无量宽恕。深深臣服且应从。

无独有偶，对照当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百姓现状，足够敏锐，也能从风云变幻间抽丝剥茧摸到其中顺天应人的关联。比如日本这位“搞事”首相的出现之于整体国际形势的走向；比如礼乐生活的摸索在时代进展中毫无疑问的“刚需”；比如《二十大报告》字字珠玑的心心相印；比如对文艺青年的召唤与家国胸怀天下大势的徐徐呈现，引吉无咎，中未变也。《易经》的思维真是太神奇了，化繁为简，无偏无倚，乾坤并健，生生之谓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