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随笔2025年10月28日星期二
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鸣谦贞吉，中心得也。
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谦卦·象辞》
礼乐并举，仁以行之；天地有大情，人间有大义。
读《周恩来外交文选》，不仅感受到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外交家的智慧，而且能深切体会到悠久的中华礼乐文明传统对周恩来的影响。故选编部分材料，供大家共读：
文一、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
【一九五二年四月三十日。这是在一次我国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节录，原载《周恩来选集》下卷。】
一、我们的外交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一直坚持和平的对外政策。我们坚持这一政策，相信以和平竞赛的方法来胜过帝国主义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为防备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我们应该在和平斗争中巩固国防，加强经济力量。要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战争，万一它发动战争，就叫它遭到失败。
我们在执行和平政策中的一些外交方针是：
（一）“另起炉灶”。一九四九年春，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的一个重要外交方针是“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对于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我们把他们当作普通侨民对待，不当作外交代表对待。历史上，有在革命胜利后把旧的外交关系继承下来的，如辛亥革命后，当时的政府希望很快地得到外国承认而承袭了旧的关系。我们不这样做。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告，我国同外国的外交关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这是一百多年来旧中国的政府所没有做到的。毛泽东同志宣告后，我们以外交部长的名义把这一公告送达各国政府，向世界各国表明了我们的态度。为了表示外交上的严肃性，我们又提出建交要经过谈判的手续。我们要看看人家是不是真正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
在和平阵营方面，首先是苏联，然后是各人民民主国家相继承认了我们。这些国家是真诚地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因此，我们同它们很快地建立了外交关系。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则不能不经过谈判的手续，看一看它们是否接受我们的建交原则。我们不仅要听它们的口头表示，而且还要看它们的具体行动。例如，它们如果在联合国中不投新中国的票，而去赞成蒋介石反动政府，那我们就宁愿慢一点同它们建交；反之，如印度、缅甸等，能够真的同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那就可以在经过谈判之后同它们建交。
这一“另起炉灶”的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二）“一边倒”。在一九四九年党的建立二十八周年纪念日，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专政》一文中提出了“一边倒”的方针，宣布了我国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之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在七月七日发表了联合声明，拥护这一方针。我国在世界上明确地站在和平民主阵线一边，旗帜鲜明，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幻想。如果没有这一明确的宣布，帝国主义者就会胡思乱想地望着我们，如司徒雷登在南京时还想钻空子。“一边倒”的方针给这种胡思乱想的人浇了一头冷水。
（三）“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但是打扫要有步骤，不能性急。我们在美帝侵朝的时候，针对美帝对我国采取敌视政策并冻结我国财产的情况，先接管或冻结美帝在华资产，并接管美帝津贴的文化机关，特别是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肃清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这在平时恐怕要几年几十年才能做到。
（四）“礼尚往来”。资本主义国家，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针锋相对，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总是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你来一手，我也来一手。不怕它先动手，实际上它一先动手就马上陷于被动。开国后我们用“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两手，在整个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至于在具体事情上，是可以后发制人的。
（五）“互通有无”。我们开国以来就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同外国做买卖，不能像过去那样把中国作为它们的消费品市场。美帝国主义对我搞禁运，我们就以货易货，不用结汇，这对打破禁运是极有利的。我国出口的主要是农产品，换回来的是工业装备。我国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大大增加，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也增加了，我国的出口贸易额已经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数字。我们想扭转国民党时期的入超，变为出超，这是好的，但我们当前的目标是出入口平衡。现在我们入口的东西是我们所需要的，出口的东西如鸡蛋、猪肉，是人家所需要的，这种互通有无是互利的。
（六）“团结世界人民”。我们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是“一边倒”的，对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要团结争取，以巩固和发展国际的和平力量，扩大新中国的影响。
以上一系列的方针就体现了我们坚持的和平外交政策。
……
三、外交工作的思想领导
我们的外交工作要绝对地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不能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当然更不能允许这些思想占据领导地位。我们的立场必须十分坚定，思想必须十分明确。
（一）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对这个问题，大家在理论上也懂得，但是在工作中，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就往往容易带着新中国胜利的骄傲，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大国思想。当然我们应该有民族自信心，可是如果有自大、骄傲的情绪，那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了，即使有时是不自觉的，也不好。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优点，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要肃清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确立国际主义思想。
（二）坚持爱国主义，反对世界主义。我们的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不是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我们反对失去民族自信心的、投靠大国的“世界主义”。美国所说的“世界主义”、“大国领导”,其目的是要小国永远跟它走，永远受它奴役剥削。我们的国际主义是要各国都独立平等。
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在国际主义指导下的加强民族自信心的爱国主义。我们有些同志有时表现得失去立场，那是因为我们过去是半殖民地国家，羡慕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不审查其中有无毒素，盲目崇拜。说中国一切都好或一切都不好，都是不对的，应该批判地接受一切中外的文化。《大公报》有一栏叫“中国第一”。中国哪里有那么多第一，这样提就不对，后来这一栏也只好取消了。新中国当然比旧中国好，祖国是可爱的，但我们仍然必须向外国学习。
文二、中日关系的关键是和平共处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一日。这是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和日本学术文化访华团的谈话节录。】
诸位先生可能会问，过去日本侵略中国，今天中国强大起来了，不会威胁日本吗？这一点，我可以向诸位保证，我们的确是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有如安倍能成先生所说的，这不是我们的一般政策，而是基本政策。
从中日关系的历史来看，我们两千多年来是和平共处的。你们国家在海上，几千年都是独立的。如果说历史上中国有一个民族侵略过日本，那是元朝的蒙古族上层。但是，他们打了败仗回来了。六十年来，中日关系是不好的，但这已经过去。我们应该让它过去。历史不要再重演。我想这能够做到，因为在中日两国人民中存在着友谊。同几千年的历史比较，六十年算不了什么。不幸的是，我们在座的人就处在这六十年的时期中。但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应该受这种影响。我们不能受外来的挑拨，彼此间不应该不和睦。我们要从我们自己中间找到真正“共存共荣”的和平种子。我认为这个种子是有的，让我跟诸位先生说一桩生动的事实。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以后，日本军队放下了武器。在那一天以前，我们打了十五年的仗，可是，一旦放下武器，日本人就跟中国人友好起来，中国人也把日本人当做朋友，并没有记仇。最大的、最生动的一件事，就发生在东北。当时有许多日军放下武器之后，并没有回国，而是和一部分日本侨民一道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的在医院当医生、护士，有的在工厂当工程师，有的在学校教员。昨天还在打仗，今天就成了朋友。中国人民相信他们，没有记仇。大多数的日本朋友，工作很好，帮助了我们，我们很感谢他们。他们完全是自愿来的，不是我们把他们俘虏了强制他们来的。去年大多数都被送回国了，有两万六千多人。你们不信，可以回去问问他们。曾经打过仗的人，放下武器以后就一起工作，而且互相信任。很多中国人受了伤，请日本医生动手术，病了请日本女护士看护，很信任他们。在工厂中，中国人信任日本工程师，一同把机器转动起来。在科学院，中国的科学工作者相信日本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这是友谊，可以说是真正的友谊，可靠的友谊。方才改进党的先生说，我们是“同文同种”。所以我们要在这种友谊的基础上改善中日关系是完全可能的。所谓“同文同种”也好，“共存共荣”也好，不是为侵略别人，也不排斥别的国家，我们为的是和平共处。这就是我们友好的种子。
诸位要问，我们工业化了，日本也工业化了，不会有冲突吗？事情是会变化的。假如永远是工业日本，农业中国，那么关系是不能搞好的。日本朋友如何对待中国，希望中国永远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好，还是希望中国工业化好呢？
这里有两条路。第一条路是一条不好的路，是制造战争的路。过去一百年的历史就是这样。不少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中国的市场彼此打仗，我们有这种经验。六十年前的中日战争，日本打胜了。结果呢？西方来干涉了，他们也要在中国抢地盘。后来爆发了日俄战争，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划分势力范围，就在中国制造内乱，这就使中国人民越来越穷，市场越来越小。这种事，虽然在一个时候对军国主义和军阀有好处，但对人民是没有好处的，何况中国人民今天站了起来，再也不愿过这种日子，决不会让这种受苦的日子再回来。即使日本有极少数人想要复活军国主义，中国人民也绝不能让它再来侵犯。
另外一条路，是中国工业化。只有中国工业化和日本工业化，才能和平共处，“共存共荣”。这就要求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让我们自己建设自己的国家。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市场扩大了，就更需要同外界互通有无，开展贸易，贸易额也就会增加起来。只要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购买力大了，他们就不能只在国内解决问题这就需要输入，也需要向国外输出。日本是我们的近邻，你们对我们的市场和人民的需要，比任何外国都清楚，你们知道我们有什么东西，也知道什么东西你们最需要。今天，中日之间在贸易上虽然有障碍，贸易量很小，但是只要两国关系友好地发展起来，前途一定是广阔的。
中国国土大，人口多，需要量大，生产数量也大。随便举个例子，如日本需要我们的煤，我们多开一点矿，每年即可以增产上千万吨的煤，这个数目是很大的。人民的需要也很大，中国六亿人口，每人多用一点东西，数目就很可观。和平共处，就是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共存共荣”。文化交流更不要说了。历史上两国的文化往来很频繁，近八十年来，中国学西方文化，许多是通过你们那里最早学来的。中国还活着的老一辈人，现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很多都在日本留过学。在座的郭沫若先生，就是留日生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曾经在你们的帝国大学学过医。日本文化给了我们这些好处，我们应该感谢。我出国留学也是最先到日本，住过一年半，可是日本话没学好。但是我在日本生活，对日本的印象很深，日本有非常优美的文化。历史上，我们的文化彼此交流，互相影响。所以，按照正常的来往，中日的文化交流，有很大的发展前途，关键就是要和平共处，谁也不要存别的心思。这就是方才安倍先生提到的问题，即不同的制度、两个阵营是否能和平共处。我们认为完全有这种可能，只要双方有这种愿望。
我们和印度就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在历史上，中国和印度从来是和平相处的，中国还受了印度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佛教，在座的也有佛教代表。中印两个民族互相信赖。印度虽然在经济上比日本落后，在政治上也是独立不久，但是它有信心，觉得两个大国可以和平共处。中国和印度虽然国家体制、社会制度不同，但两国知道彼此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们倡导了五项原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我们和缅甸也达成了协议，发表了声明。我们认为，这五项原则不应该只限于处理中印和中缅关系，它也可以适用于全亚洲，甚至全世界各国。我想，我们和日本也同样可以根据这五项原则来彼此承担义务。去年，当郭沫若先生还是副总理时，曾和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团谈到，如果日本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那么，我们愿意和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郭沫若这话是站在负责的地位上说的，现在他虽然不担任副总理了，可是这句话仍然有效。
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障碍，正如山口先生所说，不在中国方面。诸位都很清楚，旧金山条约不承认中国，而承认台湾，说台湾代表中国。中国人民很伤心。我们承认日本人民的日本，日本人民投吉田先生的票，我们就承认吉田先生代表日本，如果日本人民投铃木先生的票，我们也承认铃木先生代表日本。这决定于日本人民的选择，不决定于中国，日本人民投谁的票，谁得的票多，谁组织政府，我们就承认谁。但是，日本政府却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不承认中国人民所选择的政府，中国人民不要蒋介石，日本政府却承认台湾代表中国，中国人民当然感到很伤心。是日本政府不承认我们，对我们采取不友好态度。我也知道困难的根本原因不完全在于日本政府，因为日本政府的头上还有个太上皇，就是美国。美国压在日本人的头上，这是很不幸的，阻碍了中日关系的恢复。
当然，诸位还会问，尽管我们这样说，一旦中国强大了，武装起来了，是否会给日本造成威胁？我坦白地说中国的强大武装是为了自卫，也只能是为了自卫。我们不会侵略别人，我们宪法规定了我们的和平外交方针，中国人民也不允许我们违背这个方针去侵略别人。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受罪受够了，我们不愿意把这种痛苦加在别人身上。我们懂得这个痛苦，我们同情别人的苦难。因此，希望亚洲各国能够和平共处，恢复正常关系，这对世界和平是有好处的。美国如果愿意和平共处，我们也欢迎，我们并不排斥美国，我们愿意同它和平合作，是它不愿意同我们合作。所以，我们可以向诸位保证，我们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尽管现在的主要困难不是来自我们方面，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尽一切力量，消除这些误会以及可以被美国利用的口实。我们希望诸位回去以后，就像在这里所说的那样，使日本当局也能改变一些自己的看法。
文三、多做和平友好工作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三日。这是同来访华的国际妇女组织的代表的谈话节录。】
周恩来（下面简称“周”）：法国人民要多做德国人民的工作，法、德人民应该争取在一起保卫和平，这工作是很重要的。
维尔德美夫人（下面简称“维”）：我不同意。
周：为什么？
维：没有办法和德国人团结。
周：但是还是要争取团结。我来谈谈我们的经验吧。近百年来最欺侮、压迫我们的是邻国日本。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后，割去台湾，后来又搞了个“满洲国”，以后又侵占中国很大的一部分，中国人死的不是以万计，而是以百万计，人民对日本非常愤慨。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发动内战，人民被迫反抗。解放战争中有许多日本人在我们军队中从事技术工作，还有医生、护士等，受伤的战士请他们医治，我们很信任他们。日本工程师在工厂帮我们搞生产，帮我们科技人员搞试验，我们也都相信他们。七八年的工夫，由欺侮我们的人变成我们的朋友了。前年和去年经红十字会遣送回国的日侨有两万八千多人，许多人在报上写文章，开会演讲，宣传中国人民对他们友好。去年李德全访日，日本人民对她热烈欢迎，出现了一种完全新的气氛。不但人民要来往，人民还要影响政府，改变政府的态度，两国才能友好。
维：对他们都可以信任吗？
周：这些日本人大部分都可以信任，主要是要改变日本人欺侮我们的态度和中国人对日本人愤慨的态度，这样两国才能友好。我有两点意见：第一点，同意维尔德美夫人的看法，不是所有人都是可以信任的；第二点，如果政府态度不改变，那是危险的。人民的态度可以影响政府，政府不得不考虑人民的意见，因为它要争取选票。第二次大战后的新情况是人民力量强大，世界性的工、青、妇组织都成立起来了，这是大战前所没有的。
文四、高举五面旗帜，推进世界和平运动
【一九五五年六月七日。这是同出席赫尔辛基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的谈话节录。】
这次我们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阵容很大，到赫尔辛基【注：芬兰首都】要打开局面。过去我们有些缩手缩脚，这次要像万隆会议那样展开活动。参加国际会议，就是要积极展开活动。
今天我们要高举和平、民族独立、爱国主义、民主自由和宗教自由五面旗帜。美国现在的做法越走越窄，完全把自己孤立起来。我们在和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应该团结得越广泛越好。争取持久和平是我们的努力方向，这对于我们祖国的建设，对于各国人民的进步和繁荣，都是有利的。我们要在和平竞赛中前进，当然也要防止另一方面放松警惕的偏向。从今天整个局势来看，实现持久和平的可能性很大，和平力量的影响日益广泛，好战集团是很被动的。正因为如此，和平运动要更加推广，扩大影响，使人民有所比较，看到和平力量是占优势的。改善生活是人类最基本的要求，也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中，在社会的前进中，才能做到改善生活，因此我们反对侵略战争。假如真正发生战争，最后失败的一定是战争的发动者。过去两次世界大战，失败的都是战争的发动者，这是历史事实证明了的。我跟尼赫鲁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都谈过这一点，他们同意这种看法。我们强调和平，我们的真正目的是要争取持久和平的国际环境。而美国怕持久和平。在这点上我们就占优势。和平、进步的力量是占上风的，我们对和平有信心。不管是政府间的会议，还是民间的会议，都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大家要带着胜利的信心去开会，有信心就能打开局面。我们的信心不是从主观出发，而是建立在实际的基础上的。
从最近的国际局势来看，只要推广和平运动，局势就能开展。例如对奥和约的签订，就是和平圈子的扩大。亚非会议上我们提出求同存异的主张，美国就害怕。苏奥会谈，苏南会谈，帝国主义很害怕。美国要造成对苏联和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包围圈，但现在从东到西到处是缺口。我们就是要争取打开更多的缺口。今天世界斗争最关键的问题是扩大和平地区。去年日内瓦会议后，中印两国总理发表的声明中就提出建立和扩大和平地区。一年来的发展，和平中立地区扩大不少，而且还在扩大中，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战争集团很害怕，因为和平中立地区扩大了，就把它的包围圈隔断了。这样发展下去，就可以使战争延缓，甚至发动不起来。美国好战集团的政策是想把苏联和人民民主主义国家以外的国家都拉入战争集团，造成包围圈。但一旦战争爆发，这些国家将首先遭殃。唯其如此，这些国家就可能考虑采取中立政策，以免遭殃。所以，好战集团的企图是不容易实现的。
从去年到今年，和平地区有扩大，但是还不够，主要是我们工作做得不够。我们要善于抓紧每一个机会去开展工作，在每一次会议上都要使局面向前推进。
为此，我们在国际上要举起一切正义的旗帜，不要迟疑，这样才能展开活动。
（一）高举和平的旗帜。如果有人问我们要战争还是要和平，我们的回答是，要和平，坚决反对战争，反对搞对立的军事集团。美国搞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是对立的军事集团，它不要苏联和东欧民主国家参加。美国在东方搞的马尼拉条约也是对立的军事条约，不要中国参加，只要东南亚国家参加。再如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协议，美国对其中第十三条关于集体保证就有保留，其他国家都赞成，只有美国采取保留态度。这不就证明美国在搞战争集团，害怕建立集体安全吗？以上这些事实最能雄辩地回答是谁要战争这个问题。
我们是要和平的。和平是集体的事情，不应该排斥任何人。我们不排斥美国，相反是美国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代表团在万隆会议上的讲话影响很大。我们的国家热爱和平，男女老少都讲和平，到处是和平的旗帜，来华访问过的各国人士都可以证明。尼赫鲁、吴努、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以及埃及宗教事务部部长巴库宁都亲眼见到过。今天“反对战争，坚持和平”的旗帜高举在我们手中，我们不是空喊口号，而是有具体事实证明的。苏联把宣传战争作为犯法行为，而美国却处处宣传战争。
（二）高举民族独立的旗帜。在国际上，我们主张民族应该独立，应该有自决权。真正的民族主义者都有独立的要求。当然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是有区别的，但是我们在和平运动中并不反对民族主义者。现在有两类国家，一类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另一类是印度、缅甸等民族主义国家，是为争取民族独立而发展起来的。尼赫鲁、吴努等自己也承认是民族主义者，我们是尊重他们的。但是，这些国家由于过去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还没有完全独立，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为争取完全独立而斗争的任务。就是我们中国，也可以说还没有完全独立。比如在经济上就不能算完全独立，我们正在为工业化而奋斗。只是政治上独立了，不再受外人干涉。其实政治上也还有人时时要来干涉，我们正在为反对这种干涉而斗争。在讨论万隆会议宣言时，没有人反对其中关于亚非国家都在为争取完全独立而奋斗的提法。因此，我们要高举民族独立的旗帜。同时，我们也尊重民族主义者的运动。
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是好的，但也尊重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属于资本主义体系，我们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尊重它们，决不过问它们的内政。
亚非会议的召开证明了民族独立的趋势是势不可当的。长期没有独立的国家怎么会甘心永远不独立呢？
（三）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世界上不仅是我们要发扬爱国主义，所有国家的人民都要爱国。现在美国就是到处破坏其他国家的主权。各个国家的制度是由人民选择的，制度有所不同，但人民都要爱国。美国干涉别国内政，就要坚决反对。我们提倡爱国主义，每个人都有爱护自己国家的权利，反对别国干涉内政。爱国就是反对人家干涉内政。我和法国许多爱国人士谈过，如戈登夫人，法共蒙洛梭，以及前戴高乐派的贝蒂将军，他们都谈到美国生活方式侵入法国。访问法国回来的人也谈过，说法国现在受美国影响很大。今天的巴黎、东京受了美国生活方式的影响，民族的文化受到摧残。我们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虽然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还有很大距离，但我们赞成爱国。和平运动要团结一切爱国人士。任何人来中国我们都欢迎。在亚非会议上我们主动邀请了泰国、菲律宾等国代表来我国访问。有人说我们搞颠覆活动，我们不必怕讨论这个问题。所谓颠覆，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进行有组织的破坏活动，这种事情不是我们做的，恰恰是美国做的，我们就是要反对这种对其他国家施加的压力和干涉。至于思想上的来往是不可避免、无法割断的。我们大家要敢于谈这个问题，要彻底揭露美国搞的干涉和颠覆活动。
（四）高举民主自由的旗帜。即使是旧民主在旧世界也是好的，旧民主初期还有一点民主，如国会选举等。民主自由是要争取的。好战的国家没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如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就是连这点旧民主也不给。当然，旧民主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只有少数人能享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才有真正的民主自由。人民民主是最大限度的民主自由，最大多数人享有民主自由，只有极少数人没有民主自由。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争取有一些民主总比完全没有好。
（五）高举宗教自由的旗帜。我们承认宗教自由。信教的和不信教的要互相尊重，才能有和平。不然，如以前的宗教战争，十字军东征，打起来血流成河，有什么好处？阿拉伯国家至今还受很大影响。帝国主义正想利用这个。宗教界各教派间也要互相尊重。宗教自由也就是各教派和平共处。当然，谁要是妨碍别人，那就不行。
以上这五面旗帜，我们都要高高举起来。
文五、中国人办外事的一些哲学思想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这是同埃及部长执行委员会主席阿里·萨布里的谈话节录。】
我们中国人办外事有这样一些哲学思想。
（一）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当双方争执不下时，强加于人反而容易坏事，最好的办法是等待对方自己觉悟。主席阁下同我讲过，埃叙合并为阿联，当时是有错误的，后来又分裂了。现在再搞统一，已经接受了过去的教训。这说明，事情总是勉强不得的。纳赛尔总统在埃叙分裂时采取的态度，我们很欣赏，表明纳赛尔总统吸取了经验。
（二）决不开第一枪。人家可以先对我不好，我们决不会先对人家不好。
（三）中国有句古话，“来而不往，非礼也”。你对我不好，欺侮我，逼得我不得不有所准备，要进行回击。否则，就会把我们看成为懦弱可欺。
（四）“退避三舍”。这就是说，你来，我先退，给你警告。再来，再退，再给警告，但事不过三。退为的是给对方以考虑的时间。这时候，将发生两种可能：一种是有远见的人会考虑，这不是软弱可欺，应该谨慎；另一种是有人可能视我可欺，逼我到墙角，我只好还击。其实，我们早已用这种做法来对付美国了，例如抗美援朝。当时，我们发表政府声明，警告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否则，中国决不能置之不理。美国不听。这时，我们再次警告。除这两次公开警告，我们还正式通过印度向美国提出过。当时，印度相信我们的警告，劝美国要谨慎。美国不听，一直进逼鸭绿江，逼我们到墙角，我们才进行抗美援朝。去年轮到印度身上，它却忘记了这条经验，竟也以为我们的忍让是软弱可欺。我可以告诉阁下，只要印度不挑衅，我们决不主动出击，即使印度挑衅，我们也一定像我致班达拉奈克夫人信中提到的那样，在行使我们自卫权利以前，先通知他们。
我们中国人办事，就是根据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
文六、对佛教的看法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日。节选自《同出席亚洲十一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徒会议代表的谈话》。】
金刚秀一（全日本佛教会常务理事）：由于中国佛教协会的关怀，我们参加了在扬州举行的鉴真和尚逝世一千二百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了共同声明。
周恩来（下面简称“周”）：我读了声明，很钦佩。谢谢你们很愿意纪念这位高僧。鉴真是中国的一位高僧，曾六次东渡，很有毅力。中日友好就要像鉴真那样，具有排除万难，越过千山万水的毅力。一千二百年前的人可以这样做，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做？这次南越高僧就是克服许多困难到中国来的。
……
德瓦卜里亚里·巴瓦（巴基斯坦佛教文化宣扬协会秘书长，以下简称“巴瓦”）：非常感谢。佛教在巴基斯坦受到很高的尊重，政府拨给很大一块土地，作为修建巴基斯坦佛教大学用。
周：佛教的遗迹在巴基斯坦很多吧？
巴瓦：我正想说，中国的佛牙就是从西巴基斯坦来的，佛教的历史很长，佛教历史同巴基斯坦历史一样悠久。
周：我知道一些，但对此认识比较晚。玄奘去印度经过巴基斯坦？
巴瓦：是的。
纳瓦布扎达·阿迦·穆罕默德·罗查（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西巴基斯坦曾是佛教中心，中国、印度这些国家的佛教徒都曾到过巴基斯坦。
巴瓦：玄奘在巴基斯坦住过好几年，几乎到过所有的寺庙。
周：玄奘不只是到过印度，还到过巴基斯坦、尼泊尔，法显到过锡兰、印尼。
巴瓦：西藏的佛教也是从巴基斯坦传过去的。有一个巴基斯坦佛教徒越过喜马拉雅山到了西藏，后来成了活佛。巴基斯坦佛教徒很希望取回他的一部分骨灰。
周：葬在什么地方？
巴瓦：离拉萨不远，从拉萨一天可到。
周：请中国佛协帮助寻找。
巴瓦：我们也正式向中国政府、佛协提出这个要求。中巴友谊从古老的佛教传播就开始了。
周：佛教方面的联系，过去不仅中印间有，在中巴、中日、中越、中蒙、中柬、中老、中泰、中锡、中缅……之间也有。著名的玄奘、法显在这方面作过贡献。现在交通便利了，要有更多的玄奘、法显、鉴真。我们的关系应该更加密切。希望常会面，可以换个地方会面，扩大一些。要把中日佛教界共同声明中表示的愿望变成各国佛教界的共同愿望。中国保存不少庙宇，日本也保存不少，进行研究有便利条件。佛经在印度已经失传了，但在中国、日本、尼泊尔、锡兰保存不少。尼赫鲁总理和我谈过，在印度佛经失传很多。我们在经典研究方面可以互相来往，丰富知识。
……
阿弥尔·拉玛（尼泊尔佛教代表团团长，以下简称“拉玛”）：总理对佛教有何看法？
周：佛教是唯心论，共产主义是唯物论，两者在思想上不一致。但从政治上看，信教的和不信教的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如在共同反对外来干涉、争取民族独立、爱祖国这些方面是可以一致的。至于思想上的不同，是长期的问题，这也是自由的。
拉玛：我们了解这个。我代表全世界的佛教徒，感谢中国对宗教的宽容。但马克思曾经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总理阁下是否认为，佛教在现时代也总是鸦片？
周：这个问题要从不同时代、不同环境来看。列宁这样说过。当时帝俄沙皇利用宗教麻醉人民，要人民不反抗。西方的统治阶级也利用宗教麻痹人民的斗志。但在中国，统治阶级未能达到利用佛教麻醉人民的目的，情况不同。
拉玛：阁下是否认为宗教不是坏的？
周：我们不隐讳我们是无神论者，但我们可以作朋友。
拉玛：你说宗教和共产主义在思想上是对立的，那么，中国的佛教将来是发展还是缩小？佛教徒都相信了共产主义，就没有佛教了。
周：可以这样来看这个问题：中国的共产党员有一千七百万，但信佛教的有万万人以上，不可能一下就把万万人变成共产主义者。
（中霖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