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仁，同学 与 同志

曾几何时，招呼人无须刻意措辞，一声“同志”便可，听者坦然、舒泰。后来，经济发展、文化多元，称呼也花样百出，“先生”“小姐”“老板”满天飞，开初尚觉新鲜，久之不免腻味，尤其是“小姐”这一称呼，常给人轻薄之感。如今，“小姐”似乎被“美女”取代，后者也逐渐失掉了赞美之意，变成了泛称。

称呼自有其潮流，随时代而动。譬如“同志”，在民风淳朴的年头，人们不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里，都讲究人人平等，因而“同志”这种一视同仁的称呼也被长久使用，且“同志”也有志同道合之感。再如“师傅”，使用的时间也不短，于我个人而言倍觉亲切。我年轻时在机务段当过3年机车钳工学徒工，满师后又独立干了一年左右车辆修理活计。当时，早我几天入行的师兄师姐，我见了一律都得叫“师傅”。在技术为先的机车维修一线，学艺是头等大事，称呼关乎传道授业的礼仪，自然马虎不得。“师傅”之谓，是对有一技之长劳动者的尊称，也是对德厚者的敬重。几十年之后，虽然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已远去，但是这声“师傅”，我沿用至今。我想，只要对方形容不轻慢，精神不委琐，不论老少，皆可尊称一声“师傅”。

虽然称呼各种各样，但人们心中还是有杆秤。譬如遇事找警察，这时人们一般定要叫一声“同志”，不会唐突称什么“帅哥”“美女”。由此而知，情急之下，人们的基本共识还在：矫情使人尴尬，虚假令人讨厌，唯有实在、得体才受欢迎。

有关称呼，我记忆犹新的还有一件事。那是我原先插过队的地方，一位在公社工作近十载的干部将调往别处，乡里有位擅长词章的田舍翁，代表乡亲作诗送别。这位干部曾任公社党委秘书，自排官气、平易近人，与群众同甘共苦，且为人公正廉洁，为大伙儿办了不少实事好事。乡亲们平日只称一声“陈秘书”，朴实、直白。陈秘书离任之日乡亲赋句赠别，足见寻常称呼才包含深厚的情感，称呼越是直白，感情越是亲近。

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兄弟中，还是有“俗人”、“空谈家”和“政治浪漫派”的，并非所有的“兄弟”都可以成为政治上的“同志”。

1921年3月，新民学会的主要成员萧子升从巴黎经北京返回了长沙，萧子升就是那个与毛泽东一起徒步考察了湖南5县的同学。萧子升与毛泽东、蔡和森被称为“杨门三杰”，只不过，杨昌济临终向章士钊推荐的救国人才中，没有萧子升。

萧子升是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成员，也是新民学会派往北京联系赴法勤工俭学的代表，他生性温和而懦弱，被毛泽东戏称为“萧菩萨”。

不过，萧子升很得李石曾的信任，并担任了李石曾的秘书。1927年，李石曾成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主要支持者之一，随即成为蒋介石政权里的高官，他提拔萧子升做了农矿部政务次长。

分别仅仅两年，毛泽东、萧子升二人发现他们彼此的思想和境遇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化。他们彻夜长谈，最终因为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而相对流泪。

萧子升曾经说：“他（毛泽东）能够征服他的听众，并使他们着迷。他具有一种说服别人的可怕的力量，很少有人能不被他的话语所打动。”但是，这一次，萧子升没有被毛泽东打动。

毛泽东认为，要改造中国，就必须改造中国的制度。不能离开劳动者的权利空谈“人权”，欲求众生平等，必求劳动者的解放，必须通过斗争的方式。为了劳动者的解放事业，我辈需勇于牺牲。

而萧子升依然坚信无政府主义。他认为任何政治组织里都没有个人自由，要保护个人自由，就不能服从政治组织，服从政治组织就没有个人自由。政治组织无论大小，都要牺牲一部分人的个人意见，这种牺牲尚且是“小牺牲”。改造政权会引发革命，而革命会带来更大的牺牲，他宁愿没有牺牲，通过文化和教育的逐步改良来获得后代的幸福。

毛泽东嘲笑他说，这种理想一千年也不可能实现，不能实现的理想等于空说，说来说去，他就是怕苦怕死而已。现代社会大生产离不开强有力的组织，无政府主义只能加剧中国一盘散沙的现状。

萧子升则回答，“人皆怕苦怕死，我死无益，我也不想去组织劳工，更不想把自己降格为劳工。你既说我空说，那我愿意等一千年，愿意空说一千年”。

直到1921年夏天他们还在争论，他们一起搭船离开长沙，在船上继续争论。萧子升回忆说，最后一个夜晚，他与毛泽东同床而睡，谈到黎明，毛泽东仍在说服他参加那个决定历史命运的会议。毛泽东对萧子升说，如果全力以赴，共产党在30年至40年的时间里，就能统治中国。

历史证明，毛泽东的预言极为精准，但当时的萧子升认为，这不过是天方夜谭。那天乌云密布，山雨将至，两个赤诚的兄弟从洞庭湖出航沿江而下，毛泽东和萧子升共处一个舱室，毛泽东睡下铺。第二天一早，萧子升醒来时，他发现下铺空着，当他走出舱室时，看到毛泽东独自站在甲板上，手里拿着一本《资本主义制度大纲》。

萧子升在武汉中途下船，替李石曾办事去了。毛泽东则继续航行去了上海，毛泽东、萧子升二人从此分道扬镳。

萧子升后来说，他当时知道那次毛泽东去上海是为了参加一次会议，但他并不知道这次会议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也不像毛泽东那样认为这次会议很重要。

……

中共一大的13个党代表里面，最终有7个脱党。然而，今天我们似乎并不能说，他们当时做出脱党的决定不是出于理性选择。

如果理性选择是趋利避害，那么，在血与火的考验中，脱党的选择就是理性的。如果理性选择是保存自己，是如萧子升那样不愿放弃个人自由，那么，选择在1921年、1927年和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是完全不理性的。

萧子升并不是简单地怀疑党派政治，事实上，他很快就加入了国民党，并且当上了高官。萧子升不听毛泽东的话，是因为在当时的萧子升眼里，中国革命怎么看都不像是理性选择。

真正的原因在于，在资本与权力面前，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实在太弱小了。对于萧子升的理性选择，毛泽东多年之后做出了回答，因为中国革命是精卫填海，是夸父逐日，是愚公移山。而在萧子升等人看来，这些不过是浪漫主义的神话。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新民学会的成员蔡和森写了《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一文。他指出，在今天的世界“工人们不向资本家去卖力就只有饿死一条路”，因此，对于劳动者来说，资本主义就是死路，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唯一的生路。什么是阶级斗争？蔡和森说，“敌对阶级之间，只有‘战胜’与‘战败’可言，没有‘调和’与‘妥协’可言”！

选择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是生死抉择：为人类选择社会主义乃是生，选择资本主义则是死。在这个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生死抉择面前，不容妥协、调和。而像萧子升这种妥协、调和者，历史终将证明：他的选择是没有出路的。

像萧子升一样，在许多人那里，是否参加共产党，关键在于究竟有没有看得见的好处。“其作始也简”，是说在那个时代，加入共产党的标准确实很简单，这个标准就是：你为人类、为中国之未来选择生还是选择死，你是否愿意为天下受苦的人牺牲自己。

历史证明，领导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的，并不是什么博学鸿儒，而是具有批判的思想、行动的意志、不怕牺牲的新青年。

建国后在一次与周世钊的谈话中，毛泽东重述了青年时代立下的宏愿——“为全中国、全世界受苦的人贡献自己的一切”，并追忆起新民学会的那些“同学少年”。

为人类而牺牲自己——这是马克思在17岁时所写的作文中立下的志愿，这也是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的信念。

为了人类和中国的未来，他们选择了牺牲自己。

1928年，新民学会的主要成员、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女性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向警予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杀害于武汉。1931年，新民学会的主要创始人蔡和森因叛徒出卖，牺牲于广州军政监狱，年仅36岁。“向蔡同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佳话，蔡和森和向警予是中国劳动者永远的“爱人”。

1976年11月，新民学会的另外一个主要创始人萧子升病逝于乌拉圭。自从与毛泽东分道扬镳之后，萧子升一生都在逃避和“逃跑”,他最终逃到了南美洲。而这个“逃避者”晚年所著的书，深情地描述了与毛泽东徒步走遍湖南5县的经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毛泽东与萧子升生于同年，去世也在同一年。毛泽东奋斗了一生，而萧子升则空说了一世。毛泽东当年的这位“兄弟”，并未成为他的“同志”。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今天看来，如果没有毛泽东，如果没有新民学会那些“同学少年”，如果没有嘴巴大得能塞进一个拳头的李立三，如果没有善于经营、胆大心细的蔡和森、易礼容，如果没有立志宁可一日不吃饭，不可一日不学习的“刘九书柜”（刘少奇），中共能否像毛泽东当年向萧子升预言的那样，用30到40年的时间取得全国政权，恐怕尚且是个未知数。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长沙新民学会这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新青年，仅凭中共一大那13个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将是另外的一幅画卷。

毫无疑问，革命是惨烈的，政治是严酷的，但是，阶级斗争不容妥协，他们从来没有逃避惨烈与严酷。在信仰、真理、路线问题上，他们毕生都没有过丝毫的妥协与退让，因为他们不是哥们儿，不是利益相关者，而是为了真理而斗争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