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和超越

道安随笔2025年10月16日星期四

青年毛泽东爱读书,爱观察,爱思考。他思考的都是宇宙、社会、人生的大问题,同时他关心的也是中国百姓命运攸关的具体问题。

继续选编韩毓海教授《重读毛泽东》一书的部分内容,供同学诸君参阅:

◎康德哲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抽象的理性,而泡尔生【注:Friedrich Paulsen,1846-1908,德国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教育家,新康德主义哲学家。蔡元培翻译了其作品《伦理学原理》,青年毛泽东在这部作品上批注,系统阐述了自己“生动活泼”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出发点是活生生的生命力,后者深受毛泽东的认可。

当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写道,世界上的学问,分为“理论”与“实践”两种,“前者属于知识而已,后者又示人利用其能力以举措事物,而适合于人生之正鹄者也”。“伦理学之正鹄在实践,非在讲求”,“此言学皆起于实践问题,故皆范于伦理学”。

“有”与“无”的问题,是哲学的根本问题,而毛泽东的读书笔记,就是从这个问题出发的。他说,世界的本源既不是有也不是无,既不是生也不是灭,世界的本源就是变化。

他这样写道:

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化,则成于此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成非生,毁非灭也。生于此者,必死于彼,死于彼者,必生于此,生非生,死非灭也。【评:阴阳相生相克,乃天地之道,亦变易之道,简易之道也。】

既然宇宙的本源是变化,既然“毁非灭也”“死非灭也”,那么,对于变化、成毁乃至死亡便不应采取消极悲观的态度。【评: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文化背景,这个背景就是自古以来优秀的中华文明传统。因此可以说,毛泽东是中华文明孕育出来的伟大人物。】

中国近代思潮的大趋势就是“变”,“穷则变,变则通”,而至于通向何方,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只有西方的模式可供效仿,例如开议会、兴学堂、修铁路、发矿藏、开埠通商。但在毛泽东看来,这统统都是枝节,都是“小有”。若从根源上说,变的方向就是“有”,而不是虚无,并且这个“有”是“大有”,而这个“大有”就是矛盾。【评:《周易》有大有卦,其象辞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这就是毛泽东一生的写照。】

毛泽东随即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既然宇宙的本源是变化,而变化的根源在矛盾与差别,没有矛盾,没有差别,也就没有变化,而没有变化,就没有宇宙与人生。

◎今天看来,德国古典哲学思考的就是知识和理性的问题,而没有思考“存在”的问题。站在宇宙论的角度,24岁的毛泽东深刻地思考了死亡——“存在”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于存在和死亡的思考,并没有导向“虚无”。他认为,死亡有其伦理学意义:正是死亡体现了宇宙变化的实质,正是死亡提示我们变化之不能停止,正是死亡告诉我们有未知之世界存在,也正是死亡提示我们,我们所拥有的知识总是有限的。

人死了,变化就停止了吗?毛泽东说:死并非变化之终结,死亡乃人生“未尝经验之奇事也,何独不之好乎”?“人类者生而有好奇之心,何独于此而不然?”

直面死亡,毛泽东的好奇心可谓大矣。基于这种博大的好奇,他指出:人对于现实世界的认识是没有完结的,以宇宙之广大,现实世界不过是宇宙之一隅而已。除了现实世界,尚有其他未知之世界存在,而死亡时刻提醒我们那个未知世界之存在。真正的大知,根源于永恒直面未知世界之大好奇。

生是人生一大欲望,死亦人生一大欲望;爱是人生一大欲望,恨亦人生一大欲望。没有死就没有生,正如没有爱就没有恨。毛泽东的这种觉悟,可谓“大智”导向了“大勇”。

死亡没有证明虚无,而是证明了“实有”,即证明了“人生之外之世界,必尚有各种焉”。在中国思想中,如此深刻地思考“存在”问题的文献是不多的,而当时做出这种深刻思考的毛泽东只有24岁。

24岁的毛泽东这样说:死“亦吾有生以来一未尝经验之奇事也”。故死不足畏,而直面死亡,不过是直面一不可知之“奇境”;敢于直面“黑暗不可知”,也就是敢于直面宇宙的本源,就是敢于直面无穷尽的未知世界。这便是以包纳宇宙的襟怀,直面人生的波澜壮阔、跌宕起伏。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毛泽东后来的那些名言:

“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况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知引以为壮乎!”这就是毛泽东24岁时的襟怀。

如果说宇宙的本质是变化,那么,人心之根底又是什么呢?

康德说,人心的根底是敬畏,从根本上说,就是面对道德法则和浩瀚星空产生的敬畏心。而毛泽东说,人心的根底是好奇心,人的好奇心,比敬畏心更重要。他这样回答说:“吾人有好变化、好奇之心。人不能有俄顷不变化者。”“人类以惊奇为贵。惊奇者,人类之生涯也。”

当时的人们认为:随着知识的增加、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文明的时代,这个文明的时代是由启蒙运动开启的。然而,启蒙思想终于知识和理性,没有思考存在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现代文明并没有终结矛盾和斗争,矛盾与斗争是文明发展的真正动力,启蒙思想却把它们当作文明的对立面抹掉了。

正像中国的古典哲学(特别是理学)一样,德国古典哲学一切皆从敬畏之心出发,因之太过古板、太过教条、太过苛刻,就缺乏活力、缺乏活泼、缺乏爱与恨,也就缺乏生命力,缺乏“大气”。要改变这个刻板的世界,就需要对思想的立足点做一个根本的改变,需要“以大气贯之”。从这里出发,青年毛泽东对康德的三大批判进行了彻底的再批判。

康德指出,人有三大先天能力:一、先天认识能力;二、先天道德能力;三、先天审美能力。简而言之,现代文明中的人就是追求知识、道德和幸福的人。

毛泽东在他的批注中指出,康德上述三种能力都没有抓住人的根本能力,他进而提出:人类认识发展的动力是好奇心,人类意志发展的动力是抵抗力,人类道德发展的动力是彻底的爱与恨。

如果离开了好奇心、抵抗力和人心中的爱憎,那么,认识、道德与审美的发展就丧失了根本的动力,认识、道德与审美都会变成僵化的尺度与标准。把理性问题转向存在问题,把刻板之理寓于活泼的生命存在之中,青年毛泽东开辟了人类哲学的崭新境界。

毛泽东说,认识起源于好奇心,与其说人的认识能力是先天的,不如说人的好奇心是先天的,没有好奇心,人类的认识就将丧失动力。

泡尔生在《伦理学原理》中写道:人生如攀高山涉大海,人生如探险,难以预料,但这也正是人生之奇绝之处,平和并不是人生所要追求的境界。毛泽东在这一段的旁边批注说:“此数句可证人类以惊奇为贵。惊奇者,人类之生涯也。”

“惊奇者,人类之生涯也”,毛泽东立志追求波澜壮阔的人生。在当时一些先进的中国人看来,要变革中国必须启蒙,也就是发展人类的知识与理性。毛泽东明确反对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启蒙思想只重视人的理性与知识,忽视和压抑了人的好奇心与自由意志。

泡尔生还说:假如人生可以规避一切危难、一切失策,那么,努力、冒险,对于胜利的喜悦和对于失败的沮丧,也都会随之消失殆尽,那样的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呢?如果胜利不由斗争而得来,那种“无抵抗之成功,则必深厌之”。就好比下棋知道每局必胜,打猎已知每猎必获,如此一来,下棋和打猎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呢?——毛泽东在这一段批注说:“此缘吾人有好变化、好奇之心。人不能有俄顷不变化者。”

康德认为,审美是人的天性或先天能力,当人们把苦难的世界和人生当作游戏来对待的时候,就通过审美获得了解脱,从而达到了与世界的和解。美学家王国维便是从这个角度来高度肯定康德哲学的。

毛泽东完全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认为世界和人生的苦难,不可能通过审美的方式得以解脱和解决,只有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人类才能获得解放。因此,人类之意志不能通过审美活动来体现,只能通过与苦难做不屈不挠的斗争来发展。【评:尼采主张通过艺术对抗生命虚无,与其他西方哲学家“美学拯救生命”的论调一样,都是走不通的,都是自欺自人。惟有通过“自我革命”,带动社会革新,才是真正的解脱之道。在毛泽东这里,就叫做“让人类获得解放”。】

◎康德认为,人的道德能力的最高体现就是利他的欲求,也就是把他人当成目的而不是手段。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就是“主观之道德律”。

而在毛泽东看来,康德这种说法过于抽象、武断。实际上。康德所说的内疚来自他者注视的目光,或者说,来自一种内在自我的道德审视,因为考虑到了他者的存在,康德把道德理解为利他的欲望。黑格尔则说:“利他”,确实也有一种好处,那就是可以得到他人的承认与赞美,起码死后会获得一个好名声。他认为道德的欲求,就是人们“希望获得他人承认”的欲求,即我们努力工作乃是为了获得他人的承认、赞美,起码是为了死后获得一个好名声。而这种“利他”,实际上还是“为我”。【评:当代中国人深受西方哲学影响,普遍陷入“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二分:要么不顾现实,一味追求高尚的理想,或厌倦红尘,成为道德洁癖者;要么成为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故必须超拔猛醒,向孔子学习,向毛泽东学习,成为大美行者。】

毛泽东所说的道德的先天性,并非来自他者注视的目光——无论这种他者是外在的他人,还是内在的、具有反思性的自我。毛泽东所说的道德的先天性,就是知天,就是把自我放在宇宙之中去思考与行动。所谓先天道德,无非是胸怀天下。

毛泽东的这种议论,使我们想起王阳明的话:盖“知天”之“知”,如“知州”、“知县”之“知”,知州则一州之事皆己事也,知县则一县之事皆己事也,是与天为一者也。

“知天下事皆己事”——毛泽东所说的“自我”“己”,不是西方哲学意义上的“个人”;他所说的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也不是指“个人奋斗”。他所说的“奋斗”,就是指胸怀天下。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自我,不是把他人内在化,而是把宇宙内在化,因此,“自我”就是“与天为一者”,是在宇宙之中思考与行动。在毛泽东看来,如果把道德理解为他者的目光,这就是虚伪。

在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区分了先天的道德欲求与后天的道德约束:“道德非必待人而有,待人而有者客观之道德律,独立所有者主观之道德律也。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

天地之心,在人为思想,在人为意志,以天地之心为心,以天地之气为气,这就是贯通天地之人,而这样的人,是“大器量人”。

“知天下事皆己事”——这就是“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这就是最朴素的圣贤的道理。圣贤不过是觉悟了的常人,一旦知道了这样的道理,则人人皆可为圣贤。

康德是一个在书本里、在艺术中、在他者的目光下沉思的学者,他创造了西方现代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但是,这个体系没有贯通天地宇宙,康德在灿烂的星空面前敬畏地止步不前了。毛泽东的志向是做一个在宇宙中顶天立地的人,书本和学校教不出这样的人,在青年毛泽东看来,所谓现代文明只能败坏这样的人。

​(中霖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