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09月27日 星期日
民族复兴 与 共产主义
池田大作：亚洲有几个国家过去曾创造了伟大的文明，在人类历史上大放异彩，但近代以来却变成了欧洲一些国家的殖民地。例如中国、印度和西亚的一些国家都有这样一些经历。这些国家的民族即使在恢复了独立和主权的今天，在重建的道路上仍充满着苦恼。
在这些文明古国中，现在只有中国在迅速接近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印度和西亚的一些国家，由于发达国家本身在以相当的速度发展着，相对来说反倒扩大了他们之间的差距。停滞不前的原因是由于政治上的不稳定，社会资本的贫乏等种种因素。然而中国树立了共产党统治的体制，政治上获得了稳定。再加上通过社会主义体制实行计划经济，努力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中国似乎完全铺设好了自己重建的轨道。因此我想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印度和西亚能否不效仿中国的共产主义，而走别的重建道路呢？
当然中国不单是共产化，中国还有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领袖。有无这样的领袖，也必须作为重要条件加以考虑。毛泽东是一位杰出的领袖，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融合在中国的历史、精神的土壤之中，提出了创建新的民族国家的原理。我认为由于有了他，中国革命才取得了成功。
汤因比：犹太系的所有宗教的共同特征之一，就是有坚固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在这一方面，这些宗教表现了浓厚的排外性和不宽容性。
人们在危机关头，需要纪律，甘愿忍受纪律约束。西欧以外的所有社会被西欧文明冲击以后，一直陷于危机之中。由于这种挑战，这些文明社会想在近代西欧暂时占优势的领域中——尤其是技术领域——赶上西欧。为此，不得不进行强行军。强行军要求军队式的纪律。共产主义恰好提供了这种纪律。因此对于一个想要尝试吸收和同化其他文明并必须获得成功的社会来说，共产主义便是有用的宗教。况且，社会本身如不迅速进行彻底改革，这个社会将要面临全面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更是如此。【评：借助他者的视角，来重新认识中国现代革命，会有别开生面的感觉。毛的革命为何能成功？最核心的是毛泽东思想的精神性。虽然说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首先他是中国文化化育出来的优秀子孙，他的思维方式很“中国”。】
池田大作：共产主义主要是着眼于现世的社会问题，规约人们生活方式的宗教。在这一点上它和以前的宗教不同。以前宗教的立足点是信仰超现实的观念，追求超越现在人生的永恒，而共产主义对死后的世界几乎没有什么论述。【评：从这个角度而言，共产主义信仰不是宗教，也不是生命里面长出来的信仰，而只是一套美好的社会理想。所以，经过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共产主义信仰在世界范围内崩塌了。而中国人要重建信仰，也不能只是照搬马克思主义学说。】
这里再考虑一下中国的情况。中国之所以比较容易接受共产主义，可能是中国人在传统上具有合理主义的思想。道教具有相当的神秘主义色彩，而儒教应该说完全是合理主义的政治哲学、人生哲学。这种意义上的非宗教的精神性，合理主义的思维传统，大概有助于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评：中国之所以比较容易接受共产主义，这与中华文明“天下一家”的观念有关。】
和中国情况形成对照的是西亚伊斯兰教世界。那里阿拉神是超绝的存在。同时，从这种立场出发，严格制约着现实的社会和人生。当然，虽说不能断定伊斯兰教徒绝对不能接受共产主义，但从其精神土壤来判断，我想大概比中国人难于接受。
汤因比：共产主义从某方面说，它是科学的合理主义这一近代西欧宗教的奇特的变种。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它原有的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比如儒教是合理主义、权威主义的——是比较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
直到现在，众所周知伊斯兰教徒是拒绝共产主义的。这确实令人吃惊，因为伊斯兰教作为犹太系宗教是比基督教更合理的宗教，并且至少和基督教一样是权威主义的。顺便说一下，伊斯兰这个词是“放弃自己”（皈依）的意思。
土耳其人和中国人一样，是历史上建立过帝国，享有很高荣誉的民族。他们对西欧文明接受得很慢。这使他们付出了代价，尝到了和中国人所遭受的同样屈辱。但是土耳其人和中国人不同。他们最后没依靠共产主义而进行了自己的强行军。阿拉伯民族比土耳其尝到的屈辱更为严重，但是他们对共产主义也表示了拒绝态度。他们为对抗以色列和美国，接受了苏联的援助。从这一关系上看，表面上是和共产主义妥协了，但实际上内心是反对的。伊斯兰地区这种不接受共产主义的现象，我实在感到不可理解。【评：这没有什么难理解的。因为共产主义是世俗主义的人为理论，而伊斯兰教是超越世俗价值观的宗教信仰。】
池田大作：对这个问题，我想可以这样理解。对伊斯兰教来说，应该服从的对象即权威，是作为阿拉神而俨然确定下来的。并且这个神不仅对死后的世界，而且对现实这个社会和人生也掌握着统治权，有很大的约束力。因此别的权威没有在这里存在的余地。我推测这可能就是伊斯兰教徒难以接受共产主义的理由，您以为如何？
汤因比：伊斯兰教徒原上只服从伊斯兰法学家解释的阿拉的权威，这是事实。“阿拉”在阿拉伯语里只不过是“神”的意思。伊斯兰教徒的神和犹太教徒的“耶和华”，基督教徒的“天父的神”即相当于三位一体的第一位的神是一样的，但是实际上，从伊斯兰的历史的初期起，他们就接受了专制性的政治和世俗的统治。当然虽说是世俗上的统治者，还是遵从伊斯兰法律的。而公认的法学家对伊斯兰法律有最高决定权。然而从实际情况来说，伊斯兰国家的历代政权几乎都是极为专制独裁的。
今天，近代国家主义也影响了伊斯兰世界。影响最显著的有两个国家。一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土耳其，另一个是英国放弃其统治后的巴基斯坦。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人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奥斯曼王朝。这件事本身并不违反伊斯兰法律。因为伊斯兰法律没有规定信徒必须服从独裁者的统治。然而土耳其的改良家们采取的一些措施是违反伊斯兰法律的。这给其他伊斯兰国家不少冲击。土耳其首先废除了哈里发制。这个制度起着预言家穆罕默德的政治继承人作用（但和宗教上的继承人是明确分开的），把土耳其变成了非宗教国家。同时把《可兰经》译成了土耳其语。本来按伊斯兰法律，《可兰经》必须是阿拉伯语的。【注：从唐朝到民国的1200多年中,《古兰经》始终没有被完整地翻译成汉语,不为广大中国人了解。目前学术界已知我国最早《古兰经》汉译本出版于民国十六年(1927),是我国汉族学者铁铮从日文转译过来的。但根据最新的发现，1912年由两位甘肃籍阿訇用“小经”文字以经堂语翻译了《古兰经》全文,命名为《天方尊大真经中华明文注解》。】很清楚，这是因为在土耳其，国家主义的势力比伊斯兰法律还强大。
巴基斯坦多少与此不同，出于由印度的伊斯兰教徒统一的愿望，在这里形成了国家。以前他们分散在印度各地（和印度教徒的印度人一样），属于很多的不同民族。他们决定团结起来建立自己的国家。他们认为伊斯兰教可能会超越种族和语言上的障碍——基于这种设想，他们把印度境内的全部伊斯兰教徒，集聚在现在的西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梦想。虽然有伊斯兰教，但它不能成为把两个地区永远连接在一起的纽带。问题不久就发生了。孟加拉人首先拒绝把西巴基斯坦的通用语言乌尔都语作为自己的通用语言。他们也拒绝使用阿拉伯文字，而坚持使用孟加拉的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通用语言的孟加拉文。
这说明孟加拉也和上述土耳其的情况一样，国家主义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伊斯兰教。当然今天孟加拉已经脱离了巴基斯坦。这主要是由民族主义造成的。
这些事情的原委，都给伊斯兰国家的团结以很大的打击。但不管怎样，伊斯兰教终究也和基督教一样失去了对国家主义的免疫力。这两个宗教都把它的狂热信仰从宗教本身转向国家。【评：从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视角来认识宗教的作用，以及近代国家主义的影响力，对于我们了解当前世界格局很有帮助。西方文明之本质，是宗教文明，有两个源头，一是古希伯来的“一神教”传统（即汤因比所说的犹太系宗教传统），二是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传统，这也是西方近代民族国家诞生的思想源头。】
池田大作：换句话说，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它的狂热信仰的性质，今天已成为伊斯兰教徒转向国家主义的动力了。
向国家主义转化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共产化过程中也可能看到。就是说，中国绝不是直线式地走向共产主义。它似乎是经历了民族主义的道路。这种原委即或在共产主义取得成功的今天，仍作为中国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保留着。
我想中国形成了这种两重性的特点，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样说是因为一般有这样一个概念，认为共产主义本来是战胜并超越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当然实际上，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旗帜下，一直支援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但共产主义的最终理念，却一直被说成是消灭国家，实现各民族大同。可是关于共产主义的这样一般观念或理念，至少和共产党中国的民族主义倾向的现状，有明显的不一致，如果再考虑到今后决定中国进程的那些潜在因素，也许中国将具有超出单纯的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概念的特点。【评：随着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国必将超越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回到中国人的天下观（有学者称之为“天下主义”）。】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那就必须考虑中国潜在的复杂性是从何而来的。要寻出这一答案，恐怕必须再挖掘一下中国传统精神的土壤。在中国过去儒教所培养起来的思想是个人服从全局，承认权威。其对象就是父母、长辈、帝王、领导等，情况各有不同。从这里引伸出品德高尚的人“君子”和至高无上的权威“天”这种认识。这种人生观和秩序观被归结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道德上的政治理念。这种精神，今天在共产化的中国，可能仍然在其民族性格的深处活动着，我想正因如此，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还有社会本身，很自然地作为人们奉献忠诚的对象而被接受下来。【评：他者的视角很有趣，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我们自身的传统。单纯从西方哲学的角度，或从西方宗教的角度，都很难把握住中国人“天人之学”（即“大学之道”）的实质。惟有回到中国人的传统语境和原有的思维方式。即“奉元”。】
人们往往把中国的共产主义跟苏联的共产主义相对比。在俄国，东方正教派的基督教，过去在很长时间里扩展了自己的势力。俄国的这种宗教传统是唯心的，同时具有所谓神秘主义的不合理的性质。所以列宁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一下子就把它改变到唯物的合理的思想潮流中去了。
当然这里有个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暴力问题，或叫作多数人牺牲的悲剧问题。虽然使用了强硬手段，但不管怎样，我想这次革命暗示着原来是反唯物主义，反共产主义宗教的民族国家也有共产化的可能性。不过在俄国革命期间，世界任何地方还没有共产化的先例。俄国革命以后，出现很多追随共产化路线的民族国家。其中多数在试行中都经历了错误的道路。考察这些国家的现状，今天可以逐步认识到，共产化本身并不直接导致理想社会的实现。
汤因比：东方正教的基督教和共产主义一样，都是权威主义的。尽管西欧式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和共产主义以前的合理主义，跟基督教的非合理性并不一致，但共产主义之所以能够把俄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恐怕其理由之一就在这里。在统治俄国这一点上，作为共产主义先声，由彼得大帝所引进的，受西欧启蒙的绝对君主制，情况更是如此。但是这种不一致实际上并没有表面上相差得那么大。
池田大作：具有这种本质的共产主义能否为各种社会所接受呢？——您对共产主义前景看法如何？例如印度教的思想非合理性很强。这已成为印度的传统，深深地渗透于印度的生活习惯和社会习惯。使等级制度残存下来的印度教，它的独特的思维方法对共产主义所追求的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实现无阶级社会的理念，不是起着排斥的作用吗？
汤因比：像印度这样有着根深蒂固的非合理性的社会，将来不大可能实现共产主义。没有必要为了赶上西欧进行强行军的社会，可以说也是如此。
池田大作：我总是在想，印度和西亚各国所走的道路，可能跟俄国和中国或者西欧发达各国所走的路不同。印度也好，西亚也好，都有着灿烂的光荣的过去，在将来的发展中人们会怎样利用这种历史呢？——或者完全不顾及？——您是怎样看这个问题的？
汤因比：回忆伟大的过去，有时会带来害处。中国、阿拉伯、希腊各民族都有着对过去的光荣的缅怀。日本和土耳其人也是如此，但相比之下，前者所背的包袱更重，因此在接受近代西欧文明方面，日本人或者没有达到日本人程度的土耳其人，比中国人和阿拉伯人都更成功。但是日本人和土耳其人可能都还没有取得像希腊人那样的成功。日本由于德川幕府时期有独自的经济发展，使一八六八年以后比较容易地引进了西欧式的经济和技术。
池田大作：我想，热爱自己生长的土地和社会，使其进一步发展，这种愿望是原来怜爱自己的生命，希望改善生活这种植根于本性的感情，向社会动机转化的结果。这本身是一种美德，是作为一个人的至关重要问题。没有这样的热情和魄力，恐怕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社会发展。然而对目己生存的社会的自然的爱，一旦被利用来卷人国家对国家的对立中，就会带上邪恶的色彩。这是因为人心的自然表露，被国家这个完全不同领域的原理改变了形态。
国家对国家的关系，有时被看作是敌对关系。这必然要求自己的国家凌驾于别国之上。并且要求国民还要意识到本国在所有方面都比别国优秀。
在西方，认为自己国家优越的思想，在古代犹太教中，乃至于接受其思潮的基督教选民思想中都得到证实。这种思想甚至强化到这样高度，认为自己的国家是受到神的恩宠。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就把“神国日本”这一信念作为精神支柱。在国家主义的影响下，不知有多少青年的纯真的爱国心被歪曲、被利用、被蹂躏——因此，本来对自己生存社会的纯真的爱，却变成了对其他国家国民的憎恶或蔑视。本来是自己和社会共存的理念，不知不觉变质成为为国家和社会而牺牲自己了。
汤因比：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以后发生的大部分战争中，把世界那么多青年逼进悲剧和破灭境地的这种爱国心，我看就是一种古代宗教。西欧各民族重新回到古代宗教的原因，是他们发现进入近代以后，丧失了对祖传基督教的信仰，而自己正处于一种宗教信仰的空白。这种复苏的基督教以前的宗教，也是把地区共同体的集团力量作为崇拜对象。这本来是古代苏美尔和希腊的城市国家公民的宗教。
在希腊、罗马历史上，对各地区性集团力量的崇拜，不久就变成了对罗马帝国整个集团力量的崇拜。罗马帝国领属的公民只知道罗马帝国在统治着“天下万物”。在这种意义上帝国的权力是全球性的。但是罗马帝国和中国这个历史更悠久的帝制国家并存了几个世纪。帝制中国的公民也只知道中国在统治着“天下万物”。然而基督教的殉教者们，认为对罗马帝国集团力量的崇拜是一个不满意而且不完善的宗教，不愿履行皈依这个宗教的仪式，而选择了殉教的道路。
我认为基督教殉教者的态度是正确的。不过崇拜作为神的凯撒和作为女神的罗马，与崇拜作为城市国家雅典的地方性集团力量的象征性女神雅典相比较，崇拜人的集团力量还是害处少些。因为世界范围的对人的集团力量的崇拜，会给人类带来政治上的统一。因此也会带来和平。但是不管是地区的还是世界的，把人的集团力量作为崇拜对象，的确是不适当的。所谓国家，无论是地方国家还是世界国家都应该仅仅是公共设施。【评：无论是崇拜外在的政治权威，还是崇拜宗教领袖，都是有害的。惟有建立根本自信，建立对“天人之学”的正信，才能真正走上和平之路。】
池田大作：我同意博士的见解，国家意识或国家对国家的敌对意识是以地方集团力量为基础形成的。如您指出的，对这种人的集团力量的崇拜完全是错误的。
然而对现代人来说，生活的基础已经扩展到世界规模，像过去那样把人的生存基础禁锢在国家这一有限的框框里，并且相信这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因素，那样的时代跟现在已完全不同了。在现代，所谓自己生存的国土，也可以说那就意味着世界。因此，如果在现代寻求相当于过去本来意义上的爱国心这个理念的话，我想那一定就是把全世界看成“我的祖国”的人类爱、世界爱。那时，国家规模的国土爱可能就相当于现在说的乡土爱了。【评：这个提醒很有建设性。】
汤因比：现在人类居住的整个地区，在技术上已经统一成为一个整体。因此在精神上也需要统一为一个整体。以前只向人类居住地区的局部地区，只向其居民和政府献身的政治热情，现在必须奉献给全人类和全世界，不，应该奉献给全宇宙。【评：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放在“天道-人道”两相映照的框架里，肯定“天人一贯”，才可能做到多元而一体，而不是抽象的政治理念或美好的政治理想。】
希腊哲学的斯多葛学派提倡说“人是宇宙的一员”。中国新儒学派的哲学家程颢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又说：“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按照王阳明的世界观来说就是：“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其视天下犹一家焉。”【评：中国的圣人之教，不同于西方的哲学理念，而是圣人体证之心得。】
我相信人的正确的崇拜对象是“存在于宇宙之中，宇宙的彼处”，宇宙的背后的某种“终极的精神之存在”。我还认为这种终极的存在就是爱。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王阳明的格言：“至极者，明德新民之极则也。”我认为即或爱导致自我牺牲，人类也要始终服从于爱。爱就是代索取为给予的一种精神上的冲动。爱还是把自我引回到跟宇宙调和的一种冲动。自我之所以为宇宙所疏远，就在于自我中心性。这种自我中心性是天生的但又不是不可克服的。【评：说得好！】
（中霖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