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12日 星期一
文字整理 | 中霖
人类的教育
【题注：本文内容选自《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的第一编第三章《智慧的生物——人类》。】
池田大作：您认为学问、教育的本质不是以谋实利为动机，而是要寻求与存在于宇宙背后的“精神存在”之间的心灵交流。我也认为，学问和教育本来的意义非常接近某种意义上的宗教性质的东西。教育的根本课题是在于说明和回答人类应当怎样存在，人生应该怎样度过这些人类最重要的问题。【评：真正的教育一定是关切生命本质问题，而非饭碗教育。】
就教育来说，确实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实利效果。但这终归是作为结果而自然形成的，光把实利作为动机和目的，这不是教育应有的状况。在现代技术文明的社会中，不能不令人感到教育已成了实利的下贱侍女，成了追逐欲望的工具。【评：一针见血。】
汤因比：我一直主张，教育的正确目的，归根结底是宗教性质的东西【注：这里的“宗教”是广义上的，非特定某种宗教】，不能只图利益。教育应该是一种探索，使人理解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找到正确的生活方式。
我相信，这种精神上正确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是所有人共有的东西。同样的，实际生活中的正确的生活方式以前对所有人来说，也是共有的。这就是说，在初期单纯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和技术逐渐复杂化，并从中产生分工的需要以前的时代，是人类共有的。
在今天的文明时代，要进行正确的生活方式的教育，也需要有关的专门知识和特殊技能的职业性训练，以补充之。但是，在实际就职的时候，受过脑力职业训练的所有的人都得进行“希波克拉底宣誓”。这是自古以来从事医学职业的人都要进行的宣誓。任何一项职业，凡新参加脑力职业的人都应保证不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来榨取自己的同胞，而是要为他们服务。应该把为民众服务的义务放在高于为自己的家庭谋生的位置上。不是为了最大的利益，而是为了尽力地服务——这才是脑力工作者的目的和应为之献身的理想。
池田大作：我想您说得很对。现代教育陷入了功利主义，这是可悲的事情。这种风气带来了两个弊病，一个是学问成了政治和经济的工具，失掉了本来应有的主动性，因而也失去了尊严性。另一个是认为唯有实利的知识和技术才有价值，所以做这种学问的人都成了知识和技术的奴隶。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人类尊严的丧失。我觉得，像这种人为知识和技术服务，受政治和经济操纵的学问和教育，无论如何要恢复其原来的宗旨，即学问本来是为了阐明人类的基本生态和存在的根本，而教育则是要把这种学问传播开去。
下面谈谈具体问题。我觉得要开发和发展个人的才能，用一个教师教几十名青少年这种现在学校教育的办法恐怕是达不到目的的。人的能力各不相同，一个人有他自己的某些长处和天资。大概可以说，如何使每个人内在的长处和天资在生活和实践中得到发挥，这是关键。无论在家庭里还是在学校里，周围的人应该注意，不要只用学习成绩好坏来要求儿童。
人生并不是只用学校教育来培养的。学生时代的优等生不见得就是人生的成功者，这个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许多人在学校读书时并不引人注目，但到了中年或晚年以后才表现出才华。再有，学问本身也是日新月异的。在学校学过的知识，经年累月之后变成了落后于时代的无用的东西，这种情况也不少。
汤因比：在今天的世界上，知识天天在增加，且对其解释也在不断变化，只用全日制的青少年教育是不够的。一个人需要在一生中继续不断地进行自我教育。今天，若只有青少年时期在学校学得的知识，那对日后生活已经不够了。这意味着学生在学校教育获得的资格和大学毕业获得的学位，不能成为一生的评价，只应看成是一时的成绩。我们在成人以后，每个人都需要反复被考试、被重新评价。就是说，每个人在人生的各个时期取得了多少成绩，这就是考试。一个人还在十六岁或二十二岁的时候，只经过一次考试就终生被定为一等或三等，这是荒唐的，十分不妥当的。
有的人是大器晚成，有的虽是少年得志，但后来却一事无成。温斯顿·邱吉尔少年时期是明显的劣等生，青年时期焕发了才气，到了中年屡遭失败，而在六十多岁时成了无可置疑的伟大人物。给英国的历史以决定性影响的另一个人物是七世纪的希腊人、基督教传教士、塔尔苏斯的圣·狄奥多洛斯。他被派遣来改革英国的基督教会的那一年，和邱吉尔为拯救英国不受侵略而担任首相时的年龄相仿。和邱吉尔一样，狄奥多洛斯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从六十岁到七十多岁共奋斗了二十年，改革了英国国教会。当然，与他们相反，也有许多人晚年一事无成。
池田大作：实际问题是，一个人踏进社会的时候，由学问所体现出的能力并不能决定他作为人的价值。不少情况下，心胸宽阔，生活中积累的丰富经验等倒具有很大的价值。再者，要充分发挥掌握的才能，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中虽然有差别，但健康的体魄和神经的机敏也都是必要的。为此，即使在学校教育中，也不仅仅是课堂学习。应当尽量创造机会与社会接触，使学生懂得利用人生的经验，使学生具备课外活动和共同生活的经验。作为我们现在所追求的理想教育，我想强调这样一点，即教育必须是面向全人类的人的教育。
汤因比：我刚才也说过的，在成人期继续进行教育的好处之一，是能把个人的经验和作为学问（也即间接地）学习的事物联系来。这里想再补充说明一下，使青少年通过课外活动和共同生活积累实际经验，这一工作应尽量在早期安排。
英国传统的所谓“大学预备学校”这种教育制度中就有这种先例。有些“大学预备学校”——虽然这样称呼，其实是私立学校——确实难免要被人批评是政客的温床，但在这些学校里，允许高年级学生实际行使权力，培养他们的责任感。这是很重要的。这一点，我以为英国的“大学预备学校”提供了珍贵的典范。我本人就是在一所“大学预备学校”中受的教育。学生会主席经常被用“权力是人格的试金石”这句希腊格言训戒。
人的能力是多种多样的，它们都具有社会性的价值。我们应该发掘、培养每一个人的独具的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给学生机会，使他们实地去积累经验，并应用这些经验。而且，在一生中都需要进行理论和实践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一体化教育。
池田大作：遗憾的是，现代的教育被置于国家权力的支配之下，教育行政隶属于国家所追求的目的。特别是也应称为教育之渊源的学问研究本身，与国家权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是因为研究需要巨额费用，如没有国家权力的支持，研究工作就不能如愿进行。结果，与国家利益直接相关的研究项目便受到过分的优遇，而与国家利益无关的领域或者对国家利益持有不同见解的研究者往往会受到不当的冷遇。
这种学问研究的社会现状也同样反映到了教育界中。就是说，与国家利益有关的教育科研受到重视，反之就受到轻视。甚至教科书的内容也受到不适当的干涉。在这种情况之下，恐怕培养健全人材的理想就要受到践踏，培养出的人也是畸形的。我对这一点十分忧虑。
汤因比：对教育的投资、控制、领导等都由国家独揽，这种情况是十分要不得的。国家总是要给那些能增强国家权力的研究领域拨出补助经费。国家还往往要对接受政府款项和控制的教育，在意识形态上加以干预。这是为了使学生变成政权方面的意识形态的支持者。
教育接受国家资金的补助当然也有好处。例如，可以给所有的孩子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在今天的英国，不少人虽出身贫寒，但多亏有公费助学金制度而得以受到高等教育。在所有职业的领导层中都有一些这种出身的人。
池田大作：博士您曾经说过，实际执教的教员和专门从事研究的人，将来最好分离。确实，教育和研究原本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而且一到高水平阶段，教育就往往很容易被牺牲。
对博士的想法，我也很关心。只是我觉得在实行教育与研究分离的时候，也要考虑到不利的一面。因为作为机构，将教育和研究分离的方向虽然可行，但教员恐怕就会因此失去以前兼有研究人员的一面，而且这也有可能会丧失教员的教学活动不可缺少的新鲜性。所以，即使假定分离了，如何使教育和研究互相交流，如何提高教员的质量，就会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博士认为在制度上最好有哪些改革？
汤因比：我考虑，在大学水平的教育中，应当给教授们开展研究活动的时间和机会。而且应把这种研究活动看成和讲课一样，是他们不可缺少的义务的一部分。大学教育的作用在于教给学生自我教育的方法。我觉得要想有效地完成这个任务，首先教授们必须继续进行自我教育。而教职人员的自我教育唯有开展研究活动。
与此相反，研究人员就不需要同时也是教员。一个人适合搞研究，未必任何时候都适合搞教育。话虽这么说，我并不认为一个研究人员排斥其他一切活动，将工作时间全部投入研究，就会创造第一流的工作。如果这样做，就会脱离人类生活的潮流而孤立起来，并且无法获得研究室和书库中得不到的实际经验。最富有创造性的研究人员，是经常将研究与其他某种活动结合起来的人。
在我本人的专业领域，即历史研究中，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们虽不能一定说工作的同时还兼教职，但他们同时都兼政治家、行政官、军人或实业家。其中有些人同时兼两种职业，也有些人在职业生活的中途主动或迫于其他原因而辞职，然后开始历史写作。正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直接经验可以参照，所以能够写出优秀的历史著作。换句话说，由于他们亲身参与了后来自己作为研究对象的那种活动，所以他们从中获得了洞察力和智慧。
池田大作：研究人员只有接触人的实际生活才能得到活力，使自己的专门性研究获得有成效的进展。对您的这种见解，正因为您本人即是伟大的研究家，我也深感兴趣。专门性研究这种工作离开了人在实际生活中的感情和行动，其研究成果就会成为极危险的东西。您的见解也是纠正这种偏向的根据。
对于历史和社会科学等研究人员来说，活生生的社会就是珍贵的研究素材，是获得灵感的宝库。对研究自然现象的人来说，虽然人类社会的现象不能成为直接的素材，但社会至少是正确反映人们对该项研究成果能有什么反应的唯一场所吧。在这种意义上，非常专门化的领域中的研究人员，也应该把自己的研究课题和其结果通俗易懂地告诉或者传授给学生和一般大众。只有这样才能用人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才能找到研究的新观点。这也可以制止研究滑向危险，并修正研究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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