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
破除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迷信
【题注：本文内容选自《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的第二编第三章《政治体制的选择》。】
池田大作：关于可能出现世界独裁制问题，您说群众害怕社会动乱和无政府状态，有认可稍坏一点的独裁制的倾向。的确，群众有向更安全的道路上逃避灾难的倾向。独裁者也就是利用这个弱点的。【评：王者与独裁者的区别就在于，他不会利用民众，而是真正从爱护民众的立场出发。这个“初心”很重要，失之毫厘，差以千里。】
关于这种所谓大众化的现象，自从西班牙加西特的古典著作发表以来，有弗罗姆对群众逃脱自由奔向独裁制倾向的分析和利斯曼的《孤独的群众》的素描等不少杰出的研究。特别是对其中法西斯独裁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作了典型的分析研究。然而看了这些著作还得不出，如何防止独裁者出现，如何防止群众犯错误，如何建立真正理想社会的明确答案。【评：可见，西方社会科学如社会学、政治学等，擅长分析和评论各类社会现象，但并没有能力提供根本的解决方案。】
遗憾的是，现在的风气越来越使群众糊涂，使其失去作为主权者的自觉性，而陷于不负责任和享乐主义的泥坑。看上去群众似乎在歌颂权利和自由，而实际上是加深了对民主主义的不信任。从这种状况看，不能不说人类的确有一失足便会陷入强大的独裁制和极权主义的危险。【评：从当前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的确民众缺乏“正义”的指引。】
汤因比：人们出于两个性质分明不同的理由，忍受甚至欢迎或要求独裁制。其一是心理上的经常性的，再一个是环境上的偶然性的。
所谓容忍独裁制在心理上经常性的理由是，独裁制能够把一切个人——当然独裁者本身除外——从必须作出决定性的选择这种痛苦中解放出来。所谓环境上偶然性的理由，是指发生物理的或者社会的异乎寻常的情况说的。
就危机这件事来说，面临危机的人委身于一个人的指挥，反而要比分散处理共同的危机更容易些。坐飞机和轮船或跟骆驼商队旅行，旅游者在旅游期间，如果不服从指挥，那是最危险不过的了。同样在社会的非常事态中，人们认为与其让无政府状态继续下去，不如委身于独裁政权，这样做坏处要小些。【评：凡夫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故容易盲从，容易被人利用。故真正爱民如子，是使之觉悟——觉有情，除此之外，都只是权宜之计。】
想要从非常事态中解脱出来的这种愿望，跟想要从被迫选择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的这种愿望相比，前者也还不算出现独裁制的重要因素。所谓“独裁者”，本来是最初的共和制罗马宪法中使用的术语。在那里，如果发生非常事态，合法选出的官吏，要主动地避开行使权力，并且要率先任命持有独裁权限的“独裁者”，使其在非常事态期间，代行自己的权力。这种制度在纪元前一三三年以前，就是说由于难以解决的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弊病而使罗马长期陷于非常事态之前，推行得很顺利。一个世纪以后，独裁制便成为永久制度了。其所以成为永久性的东西，是因为公民集团长期陷于萎靡不振状态。他们永远丧失了信心，认为办任何事情不招致祸患是不可能的。【注：这是西欧文明的历史经验。并不具备普世性，尤其不能用来解释中国古代的政治。】
今天的世界混乱得令人难以忍受。现在人类是依靠着在全世界发挥作用的技术生存着。但是，技术也由于存在着不协调的一百四十个地方主权国家依然继续分割着地球而处于麻痹状态。由此也可以想像过去战国时代，秦始皇把厌烦混乱状况而筋疲力尽的中国民众统一起来一样，现代世界迟早也要通过独裁的手法达到政治统一。【评：前面那句话说得很清楚，后面的结论则显得很突兀，可见两位学者对目前民主主义的困境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案，于是不得不寄希望于“强人政治”。】
池田大作：的确，如果能够保证处于更好的状态，不管什么体制，人民都是容易接受的。我认为君主制也好，独裁制也好，或者知识丰富的优秀分子领导的政治体制也好，制度本身全凭与权力有关的人的行为如何而定，可能成为好的，也可能成为坏的。即或如此，民主主义在防止政权恶化上是最有效的，因此是今天最普遍的政体。当然民主主义有长处也有短处。虽然这么说，只提出令人不满意的一个侧面，就希望复辟过去的君主制或渴望再有新的独裁制，是极其危险的。
如果说群众本来就有易于招致独裁者出现的性质的话，重要问题在于如何防止这种危险。这除了教育群众，提高群众伦理水平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具体地说，就是要防止群众消沉，尽量让更多的人控制权力，要握紧缰绳，抑制住对权力的疯狂乱用。【评：由此看来，习主政以来从严治党，对权力腐败采取零容忍，是有积极作用的；对广泛意义上民众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起到了有效的铺垫作用。】
这也和博士您刚才说过的出现独裁制在环境、偶然性方面的理由有关联。例如，某一社会集团跟别的社会集团和势力发生激烈抗争时，权力的行使最好是集中在个人或者少数集团的手中。因为这要求敏锐的判断和及时的对策。失去敏锐性，敌人将要先发制人，一旦失败，就会导致全体成员的毁灭。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集团当然要按指挥者的决断，不管意愿如何，要唯命是从。【评：用来解释当前国内的政治环境，很是贴切。】
相反，在和平稳定的社会中，成员的生命与胜败无关，这时重要的与其说在速决，不如说在决定正确与否。何况在一个国家里有各式各样欲望的很多个人，有宣扬各种不同目的和理想的很多团体。怎样把这些相互竞争、相互申明的主张，加以调整，平等地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是赋予政权的重大任务。这时权力的行驶不是对外来的敌人，而是对内部的个人和集团。因此行使权力的理想作法是平等地反映全体成员的意志。
想到这里，虽说民主主义有其固有的缺陷，有其易于跌入的陷阱，但在今天的世界上，从大局来看，不能不得出结论：民主主义是最令人满意的政治体制。【评：更高明的是礼乐治国。】
汤因比：的确，虽说长久的独裁制，比起不可救药的无政府状态要好些，但独裁制仍然是一种灾难，这是毫无疑义的。
代替它的方法就是采用高效率的立宪政体，它能使公民集团中更多的人积极地参加公务。这在今天的世界上是最重要的。但是就公民来说，如果他们不相信自己参加公务会产生效果的话，他们也不会积极努力参加。
池田大作：有些人抓住这种危险性，同民主主义唱反调。他们把群众看成愚民，看成没有思考力和判断力的，因此认为他们没有资格选举领导。高唱这种理论的人，多数似乎是贵族主义者，是有知识的优秀分子。
的确，民主主义的一大缺点，是有危险使善于哗众取宠的人，依靠这种手段就能登上权力宝座。相反，贤明的领袖，要是不善于宣传，就容易被忽视。发展到极端，就会通过民主的方法，把破坏民主主义企图掌握独裁权力的人选中，并把一切委托于他。对一切群众都参加的民主主义之所以会出现反对的议论，我不否认说明这种危险性是有根据的，民主主义是有这种危险性的。
然而由此说，群众是“愚蠢”的，把群众排除出政治舞台，不是基本上就错了吗？我认为有知识的优秀分子的责任，就在尽最大努力防止群众陷于愚昧状态。是人就有愚蠢的一面。我相信愚昧是能够通过教育提高知识和伦理水平，来加以彻底清除的。同时要尽量分散权力，尽最大努力把权力下放到群众手中，刺激群众的智能，进而使他们具有自信心——从这种意义上看，群众参政也是很重要的。【评：肯定“天赋人格”，比肯定“天赋人权”更为根本。前者的文明背景是“天人之学”，后者的文明背景是“神人二分”的宗教+民主政治。】
汤因比：您说批判民主主义的人，一般是拥护贵族主义的人或者有知识的优秀分子。我想实际上对民主主义缺乏信赖，恐怕要涉及到更广泛的阶层。本来民主主义是建立在要求公民完全信赖的基础上的制度。虽然如此，这种不可缺少的信赖却受到两种威胁。一种经常性的，另一种是今天世界所特有的。
首先，经常性的威胁就是选出适合作公仆的人物比较困难。立宪政治产生所谓政客。政客就是一生以政治为职业，具有专门说服选民而取得权力，登上政权宝座伎俩的人。政客就是靠钻研这种专门的伎俩，在选举中取胜的。但他们不能赢得选民的尊敬。选民一方面选出政客，而实际上蔑视他们。对政客的这种不信任，会进而导向更大的不信任。这就是对立宪政体本身的不信任。因为它把政客——过失来自选民——选到与其本人不相称的地位上去了。
最近由于政治家的主张跟实践相背离而丧失信任的现象在扩大。群众摸透了政治家，认为这些人缺少诚意，是不够格的。不过还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更值得尊敬的统治者。现在对政治家广泛产生幻灭的感觉，加之又不能使之转化为改革，从而使民主主义陷于危难。
其次，是对民主主义现代世界所特有的威胁，无论在数量和严重程度上都惊人地增大了。这是由两种原因造成的。一个是人口爆炸，另一个是技术技能范围的扩大和由此而来的产量的增加。
现在人们感到，周围的环境使自己越来越渺小了。无论从社会环境来看，还是从技术的辉煌成就作用于自然而出现的人为的物质环境来看，都会使人有这种感觉。现代人的社会环境，缺乏人情味，其程度甚至令人绝望。人为的物质环境，发展到使人窒息的程度。这样的生活体验，使人对自己的能力失去信心，感到自己不能成为有成效地对社会负责的一员。这种怀疑降低了人的自尊心，同时也降低了人的伦理水准。【评：物质的高度发达与精神的普遍迷茫，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其实，就生命的觉醒而言，倒是非常好的因缘，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水平，大家衣食无忧，恰恰可以关注精神的事。而文化就是精神的事，也是政治的核心。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因此今天最重要的是，使每个人作为社会上有成效的存在继续存在下去。为了能够作到这一点，必须使人们确信，即或在现代制度的条件下，也能够给每个人在社会上发挥力量的机会。为了确立这种信心，对现代的各种制度必须进行改革，真正作到使每个人都能参加进来。创造谁都能参加的制度，这从上述不利的状况看，是有困难的。但我们不能绝望，也不能任凭命运的摆布而消极下去。
由于现代世界和非常事态，有时会招致一时的世界独裁制，以免人类自作自受走向灭亡。即使产生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能够从共和制罗马人那里汲取教训的。他们在需要独裁制的非常事态结束后，多少次都成功地立即把暂时的独裁制改回到立宪政治。我们认为这和旅游者一样，在旅游中委身于指挥者的命令，同时有危险的旅游一结束，当然就马上恢复个人行动的自由。
池田大作：以前人们认为，对一种制度的坏的方面，通过另一种制度对其挑战就能消除。可是结果，当消灭了过去制度的坏的方面，而委身于认为当然好的体制时，马上又尝到新的苦头。【评：依赖于某种制度，肯定是会失望的。因为一切有为法，都是有漏的。惟有以内圣为根本。】明治维新也好，俄国革命也好，法国革命也好，可以说都是一样的。当然不能说什么体制都一样，而最重要的是，使最大多数人不管什么时候，都能掌握主导权，使体制服从于大多数人。这种立场是不能丢掉的。
不管什么体制，本来都是以如何为人类幸福作贡献为最高基准的。所以不管什么制度，必须让最大多数人掌握基本的主导权。如果忘记了这一点，使最大多数人放弃了主导权，不管怎样理想的制度，也要变成压迫人的坏体制。
关于应该采用什么政治体制问题，我认为要根据那个国家的民族性、教育程度、国际条件、经济发展阶段等，来采用最适用于这个国家的体制，才是正确的。例如，就共产主义来说，在国民的大多数已变成无产者，苦于少数资本家压迫的国家里，恐怕是最受欢迎的。然而在大多数人已经变成有产者的国家，就不那么欢迎了。就是说，不看一个国家的国情，而一般谈论哪个体制好，哪个体制坏，是没有意义的。
然而，不管哪种体制，提高国民的知识水平和教育水平，在经济上富裕，这一定会受到普遍赞成的。这样，当国民生活在知识上、经济上达到了高水平时，究竟采取哪种体制理想？这是今后一个大课题。首先就现在看来，民主主义是最接近于理想的体制，我想大体上看法是一致的。但是这个体制牵扯到难以用知识水准或经济水准加以测量的道义感，所以民主主义也是有问题的。
汤因比：迄今人在技术方面显示了惊人的丰富才能，也发挥了创造性，但在政治上却还没有显示出惊人的才能和创造性。以前的政治体制，可供选择的为数不多，并且实施起来，在实验阶段，几乎大部分都暴露出它的不足之处。对民主主义，我想用下边谨慎的说法大概最为妥当，即民主主义是人们迄今所想到的弊病最少的政体。
然而，民主主义也有一些缺点。最严重的缺点之一就是，在议会民主主义的体制下，在规模和重要性上，人们容易主要尽忠于占劣势的集团而不是主要尽忠于占优势的集团。就是说，政党的利益优先于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优先于全人类的利益。这种情况是相当多的。
第二个严重缺点是，民主主义总要伴随着虚伪性。为了服从所属政党的路线，往往要对政治家施加很大的压力，虽然这是当然的事情。而政治家们，即或路线和自己的良心相违背，也必须服从。不仅如此，还会出现一些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可以随时丢掉良心的政治家。进一步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为了政治上的策略，自己认为不正确的政策，也常常要装出支持的样子。英国参加欧洲共同体时，英国工党大体上就是采取了这样的态度。还有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在缔结东方条约（实际上是在承认战后国界问题上对波兰和苏联的条约）时，所采取的例行公事的态度也是如此。
池田大作：现代民主主义的决定性的缺点，大部分是产生于很难在支持它的群众中间确立道义感。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在繁荣的极盛时期，已经从内部开始腐败而陷于愚民政治。原因可能也在这里。据说今天的美国和西欧各国，其内部也孕育着同样的危险。
汤因比：雅典民主制的黄金时代，是它创建后的一百年。在这个时代，权力已经根据宪法掌握在民众手里。可是实际上他们还是甘愿接受贵族阶级的领导。这正和美国初期的历史一样。当时美国国民是甘愿受贵族般的“国父”领导的。
然而即或在雅典民主制的黄金时代，民众也已经屈服于两种诱惑了。他们为了使形势逆转，首先对国内少数富人课以极重的税金。还以自愿为名，强迫他们参加社会服务。其次是民众乱用了雅典海军的力量。当时雅典海军的划浆水兵是来自民众的。由于这种关系，民众掌握了海军权力。他们马上利用海军力量，使当时同雅典处于公开同盟关系的其他希腊各国，陷于附属国的地位。以后雅典公民就靠这种优势武装力量，对这些国家施加压力，进行威逼和掠夺。
当时雅典的知识阶层，例如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和哲学家柏拉图，都曾把雅典的民主政治作为坏的政治体制谴责过。然而他们的批评也不能完全当真。他们也属于少数富人，很难说没有偏见。虽说如此，他们对雅典国内外政策的严厉批评，都是来自亲身的体验，绝大部分都有确凿的史实根据。
值得注意的是，雅典民主政治很短时间就结束了。民主政治延续不到两个世纪，接着就被稳健的寡头政治所代替。后者比前者延续了三倍长的时间，实际上一直存在到雅典城市国家灭亡。而且这种体制，在雅典从属于罗马以后，至少继续存在到公元三世纪。
以前的民主政体是过激的。相比之下，这种寡头政治比较稳健。但这并没有根除社会的不公正现象。这种政体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的。雅典公民受到这些不劳而获的少数人的统治。这些少数人是靠剥削地租，过着寄生生活的农村地主。曾统治帝制中国两千年以上的士大夫阶级，就相当于雅典民主政治以后的统治阶级。【评：不能做这样简单的类比。实际情况是，中国的政治传统延续的是圣王之治。诚然，“家天下”之后，做不到彻底的“王天下”，但至少有参照的典范，以此典范来行褒贬，明是非，拨乱反正，是谓“春秋大义”。】
池田大作：从这一事实出发，也有一部分人主张，民主主义是过激的政体，最后还是要归结为道义高尚、知识超群的少数人统治的体制。博士对这一问题是怎样看的呢？
汤因比：我的想法是少数利己的人也好，多数利己的人也好，似乎都不能实行好的政治。把消极权限尽量交给大多数人，这样的政体可能好些。就是说，不给大多数人管理政治的积极权限，只使他们在与自身有决定利害关系的问题上，行使否决权，这样来控制政治的所谓“消极权限”。【评：西方的政治哲学，因害怕独裁者，故情愿选择平庸的政治。】
我想最好的行政体是 meritocracy （能力主义体制）。但是我以为由最公正、最有效地严格选出来的人组成的能力主义体制，也不应免除来自群众的控制。因为不管怎样有能力，怎样富于为公精神，作为一个人总是有其弱点的，并且权力本身也往往要腐败的。
我的想法是，这种行政的能力主义体制，在人选上也不采取一般群众选举的办法。民主主义体制最坏的一个方面，就是无论直接制民主主义，还是代表制民主主义，政治家与其说注意真正的公益，不如说他们往往更注意自己的当选或连任。民主主义这个弱点，在杰克逊时代以后的美国总统制的历史上，伯里克利死后的雅典民主制中的司令官制的历史上，都得到了如实的证明。
作为受一般群众控制的政治机关的人选方法，还是维持通过选举的代表制民主主义的作法为好。然而作为行政体的能力主义的人选方法，我想还是不通过选举制。在行政体中，最好一部分人选靠相互选举，另一部分人选靠指定，并且被指定的人应该是由在社会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同时在政治上经济上又是无党派色彩的团体所指定的人。【评：就是所谓的“文官”制度。】
池田大作：现在的民主主义体制中，多数普通群众对参加政治活动，与其说是积极的，不如说是消极的。并且由少数富有知识的优秀分子统治的色彩越来越浓。从这种意义上看，您刚才谈的关于能力主义的意见，的确更符合现实情况。但是当能力主义作为体制实现的时候，群众和当选的优秀分子之间的差别，将越来越明显，结果更要加深他们之间的隔阂，这是令人担心的。
在刚才您谈的设想中，还有几点疑问。例如，能力主义领导阶层，最好是“一部分人靠相互选举，一部分人靠指定”，那么指定人的资格由什么决定？什么人有这样的权力？这是个问题。您还说，任何能力主义体制，也不应该免除来自群众的控制。那么没有选举权的一般群众，用什么方法去控制呢？这又是个问题。再有，虽说国民在有决定性利害关系问题上，可以实行否决权，但某一政策对自己的决定性利害关系到底会有什么影响，我想这是很难判断的。因为一个一个的政策，看来对决定性的利害没有什么关系，可是积累起来，说不定什么时候，往往就会变为重大的威胁。【评：日本现代政治的特征，更接近于中国魏晋时代的门阀政治，其实与民主宪政距离很远。】
博士所想的能力主义体制，即或作为代替现代大众民主主义的体制出现的话，恐怕也必须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要求群众有较高的道义性、广泛的见识和正确的判断力，不管是民主主义，还是能力主义，大概都是一样的。如要缺少这些条件，不管哪种体制，本质上都是不能成立的。
我认为，从人的尊严和平等的信念上看，也必须要维持所有人都能平等参加的体制。最重要的还是提高群众的道义性和知识水，使他们更适合承担起民主主义的体制。
汤因比：我也赞成您的意见。最重要的问题是提高群众的道义性和知识水平。这才是真正把今天改善政治的迫切要求落到实处的唯一方法。然而从时间上看，可能不允许。现在加速发展的技术变革，同时也在加速着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因此提高群众的道义和知识水平，在达到足以挽救政治危机的程度以前，悲惨的结局也许很早就来临了。
我所提倡的能力主义是指危机以前的临时政体或行政官吏的机关。通过设立这种机关，估计可以争取时间。这和以前英国在印度设的官吏制度、帝制中国的官吏制度有些类似。在这种制度下，通过考试竞争选用人材。
综观这些官吏制度的历史，虽然整个看来大体保持了体面，取得了成功，但是不能不承认仍然暴露出如下的能力主义所固有的弱点。这大概就是阿克顿男爵所说的：“一切权力都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其次，能力主义领导层，大概能够诚实地实行他们相信对群众最有利的事情。但是由于脱离群众或者认为必要，还想继续掌权的潜在愿望，实际上很可能忽视群众的利益。一般认为在印度取得了成功的英国官吏制度，实际上也反映出这一弱点。
实际上现代英国的官吏制度，是仿照帝制中国的官吏制度而建立的。同罗马制相比较，中国的这种制度取得了很大成功。约在两千年的时间里，或大或小，它成了统一中国和巩固秩序的支柱。但是它也同样是有限度的。鸦片战争时，在侵略中国的英国人心目中，当时的制度是极为优越的。英国人曾考虑以后英国是否也要采用。各种议论的结果，同样在英国也确立了通过考试选拔任用行政官的制度，今天已经广泛普及。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我也就任过临时官职，有幸亲眼看到过英国官吏制度的机能运行情况。在这种制度中，一切官吏都按考试成绩就任职务。虽然如此，他们还是建立了拥有巨大权力的，闭锁式的，致力于内部的机关。正如阿克顿男爵所说的那样，“权力意味着腐败”，在印度的英国官吏，十八世纪已经完全腐败。然而当时唯有同印度人民群众密切接触这一点还保持着。但是进入十九世纪，不但没有彻底清除腐败，就连过去和印度人接触的作风也都已丢掉了。
我想这种情况，大概过去在朝鲜的日本官吏也同样存在。E·M·福斯特从印度的英国官吏的形象中得到启示，曾给以饶有风趣的批判。在其所著《通向印度之路》一书中，描写过一个英国官吏被同事排挤的经过。一个英国女人，以一个印度人对她有猥亵行为为理由，提出了控诉。审理开始后，当时在现场的英国官吏证明指控是虚构的，结果那个印度人被无罪释放。然而那里的英国人社会，对提出正确证词的这个人是决不会原谅的。因为从他们的立场来看，这个官吏为了保护一个印度人而背叛了全体英国官吏。
在能力主义体制下，容易出现这样的闭锁式智力型职业机关。这里也有能力主义本身的弱点。这当然也是十九世纪印度的英国官吏制度的弱点。
从教育方面来说，在印度的英国人，既有善意的孤傲的心理，同时又有继续掌权的欲望。着手提高民众的道义和知识水平，必须从小学开始。可是英国人对印度儿童上小学这件事，可以说几乎没作什么。至于大学教育，也只是为了使印度人得到低于英国人的职位，免强地给予一点与此相应的教育。英国人把负责的职位让给印度人，那是第一次大战后才开始的。
总之，我也不能不承认，能力主义的政治也有其相应的弱点。这同在道义上和知识上没有经过千锤百炼的选民中，推行民主主义，是同样危险的。很遗憾，人类过去在政治方面的劣迹是惊人的。我担心今后可能会重蹈覆辙，作出更坏的事情来。【评：所以，内明之学、内圣之学才是根本解决之道。刀刃向内，以自我革命带动社会更新，这是文王事业。】
池田大作：我们必须努力防止这种现象发生。
刚才博士您所指出的官吏制度的缺点，在日本也能看到它的各种表现形式。如您所知，日本很早就以中国为样板，调整了国家制度。明治维新以后，采用了录用官吏的考试制度。在那以前，一直是靠家庭门第做官的。近代以后，虽然也采用了考试制度，但这里牵扯着门阀和学阀问题，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闭锁式社会。正是这种传统的官吏制度，妨碍了日本议会制民主主义的健全发展。这样说绝不过分。在日本特别强烈要求确立的，还是议会制民主主义。为此我认为有必要削弱官吏制度的传统。
然而议会制民主主义也有其固有的弱点。为了弥补其弱点，英国等国家也许要强化官吏制度。这样说来，理想的政治体制也可能是议会民主主义和官吏制度，二者既保持平衡，又相互补充的体制。然而保持这种机构上的平衡和健全机能的大前提，还是要提高全体群众的知识和道义水平，这才应该是根本的课题。
在此基础上，是加强能力主义呢，还是更加巩固民主主义呢？那就要看各个国家的情况了。【评：总之，日本的政治很难长进，基本上控制在少数门阀手中；美国的政治深陷于党争，问题也很严重。相反，中国的政治，随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才有可能回归王道政治，为人类和平发展起到基本保障作用。】
（中霖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