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日志2025年10月5日星期日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爱新觉罗·毓鋆（1906-2011）
昨天下午奉元班读书会，在共读《毓老师语录》之后，开始体会“毛泽东的革命”，结合历史与当下错综复杂的现实，大家内心或多会少都会起些波澜。
在传统语境里，君子群而不党，而中国共产党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是现代政治制度孕育而生的强有力的领导集团，这个“党”和“不党”看似有矛盾，但在我带孩子们走第二次千里徒步时，突然对此有了新的认识。那是七年前，走在从兰州到敦煌的一截乡道上，远远望见有个村委办公楼（如今都称“社群服务中心”）上八个红色的大字——“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突然非常感动。
夏学尚公，若从个人和家庭恩怨来看待百年以来的社会大转型，许多家庭都受到了政治冲击，有些家庭蒙受了不少冤屈，遭受不公待遇。然而，历史是曲折向前的，惟有跳脱普通人的视角，放在够大的历史图景，才能看清历史大势，然后顺势而为，明哲保身，是可以做到不为外境所转的。
佛法不离世间觉。不少学佛、热衷国学的朋友，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时代的变迁，只想做个“清流”，但结果也只能身不由己。而惟有奉元，才能体会何谓“天下为公”，并主动参与历史的进程，做到进退自如，出世入世不二。
现在选摘《重读毛泽东》一书（韩毓海著，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版）部分内容，供同学诸君参考：
中国的现代与“救苦的革命”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等14人创立新民学会，并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宗旨。这个宗旨本身就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出发点，一个真正的起点。
这个真正的起点，预示着三个方面：一、沿着小生产的商品经济道路，中国不可能走向社会化大生产。同理，通过对中国封建道路的改良，中国不可能走向现代化；二、西方的资本主义也不是出路，因为帝国主义就是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结果；三、“改造中国与世界”，就是既要反对中国的封建，也要反对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结果——帝国主义。
简而言之，在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蔡和森看来，中国的封建与西方的资本主义都不是出路。这就是25岁的毛泽东所说的“改造中国与世界”。
今天看来，毛泽东的许多反对者的悲哀在于，他们并没有达到毛泽东25岁时所站立的那个起点。他们的反封建是不彻底的，因为在他们那里，中国的封建并不是西方的封建，中国的小生产中包含着商品经济，因此，不必采取革命的方式，通过如日本“明治维新”的改良方式，中国就可以走向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
“唐宋之变”论的实质就在于此，他们认为：西方和日本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成功，主要在于两点：一、经济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化；二、政治的理性化。“唐宋之变”论对于宋代制度的肯定，依据的就是这两个标准。
这样的论断不能回答宋代开启的近代化之路为什么没有持续、没有走通，没有进一步思考由西方开启、日本接力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之路，是否可以持续、可以走通。
在一些人看来，中国反封建的前途就是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在毛泽东看来，即使孙中山的革命，也不是照搬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的前途，也不是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评：国父孙中山先生也崇尚“天下为公”。】
早在1925年，经过了半年多的沉潜，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里指出，中国的革命与西方和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后者是一个阶级——资产阶级的革命，这种革命简而言之是“发财”的革命，“发财的革命”之结果，就是资产阶级在掌握了国家之后，运用国家的力量，对内压迫劳动者，对外掠夺世界——这就是帝国主义。
中国革命有两个前途，一个是推翻封建主义，得到资本主义，推翻小生产，建立大生产，然后就像帝国主义那样去掠夺世界，就像资产阶级那样剥夺中国劳动者。另一个前途就是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是全世界受苦人的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要进行的人民的革命，不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是“救苦的革命”，不是“发财的革命”。这个革命的前途，就是社会主义。
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二部发表讲话，他指出：我们要进行两场革命，一场革命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这场革命基本上是不触及私有制的革命。我们还要进行更伟大的革命，那就是把土地、资源、资本、政权尽可能地集中在人民手中的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只有通过这样的革命，我们才能真正依赖最广大的劳动者，建立社会化大生产，使中国的生产力空前地发展起来，使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并享受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成果。
如果只进行第一种革命，万里长征才走完第一步，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更加漫长，因此，我们决不能停下来，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3年7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王稼祥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始终认为：在整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具有漫长传统的封建势力与具有长期执政经验的资产阶级——这两方势力总是会以各种形式联合起来，对抗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类解放事业，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是如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是如此，在社会主义时代同样如此。在他看来，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腐败思想，将渗入战斗的共产党内。
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起点出发，毛泽东的又一个伟大创举就在于，是他第一个揭示出：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在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不仅存在矛盾与对立，更存在着对立的统一，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二者会结合、转化为新的形式。这个新的形式首先表现为僵化的官僚制。无论是宋代以来确立的士大夫政治，还是西方、日本的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其实质与其说是政治的理性化，不如说是政治的官僚化。
毛泽东深刻地指出了中国封建主义的历史痼疾——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和八股作风，同时，他指出：这种痼疾同样存在于“五四”新文化之中，存在于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作风之中，也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布尔什维克之中。
其次，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和蔡和森在中国首倡社会主义时就提出，当前世界的大趋势乃是资本的集权。西方现代化发展已经证明：商品经济最终会被资本垄断取而代之，那些所谓成功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最终都发展成了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这样的现代化国家，这样的现代化方案，不但不代表其国内人民的利益，也在残酷地压制和掠夺世界。
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始终必须与世界上的一切官僚党、发财党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进行这种史无前例的伟大斗争，必须有革命的政党，必须有人民的军队。
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之所以要把党的小组建在班上，之所以要在红四军建立宣传队、宣传股、士兵俱乐部，就是为了使每一个战士都明白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就是为了使红军变成学习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大学校，以此彻底改变旧军队和西方军队中盛行的扎堆打牌喝酒、帮派倾轧的恶习。
通过在政治上建军，毛泽东创造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他使战士来自人民、信仰人民，他使战士懂得什么是政治、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什么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他使人民军队成为一所大学校，使中国工农红军成为实现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革命武装。
革命的政党、人民的军队，我们的工作就是把人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这种组织工作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艰苦细致的，不是空洞的，“人民”不是停留在嘴上的标语和口号。无论是中国传统的“以民为本”还是西方的“人民主权”，其中的“人民”，都是抽象的产物。
毛泽东说，矛盾是普遍的，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同时，世界上也不是只有马克思所说的两大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以及两大阶级的矛盾。中国社会存在各阶级、各阶级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只有两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矛盾又是特殊的，因此，如果不能把作为“人民”的各阶级联合起来，“人民”就是空洞的，矛盾丛生的中国也就只能在内卷中沦为一盘散沙。
毛泽东是“拧沙为绳”的人。在他看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马克思所提出的政党怎样才能不脱离阶级，甚至也不在于国家怎样才能不脱离人民。真正的困难在于：怎样将中国社会进步的各个阶级组织为“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以形成“中国人民”,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真正建立、缔造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的担忧在于，如果工农掌握了枪杆子，他们像当年黄克功那样，拔枪对向小资产阶级怎么办？“黄克功事件”之所以警钟长鸣，是因为通过这样一个案例，我们才能理解毛泽东当年的话：如果不杀黄克功，“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
但是，如果反过来呢？如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得意猖狂，看不起工农，把劳动人民视为不能与之并立的“下等人”乃至渣滓，进而压迫之、驱使之，那又将怎样？如果是那样，我们或许有一天能够理解毛泽东当年何以如此激愤。
因为他曾经说过，如果是那样，就是法西斯上台；如果是那样，劳动人民就会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如果是那样，无数革命先烈的血就白流了！
如果是那样，五星红旗上围绕着大星的四颗星（象征着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团结，就会被分裂所替代；如果是那样，我们这个伟大的人民共和国的根基就被动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基是毛泽东毕生为之奋斗的伟业，也是他晚年最担忧的东西。他说：“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以往的错误，往往在于不能去团结自己的朋友，打击真正的敌人。对于真正的敌人，作为革命政治家的毛泽东从来没有抱过幻想，他不指望能得到敌人的理解、同情和原谅，也不指望敌人会说自己的好话。
他清醒地说：“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矛盾是普遍的，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一万年之后，还是会有矛盾。但是，他还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必须认识到：中国的小生产和封建制度，延续了一千多年；资产阶级通过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起码用了五百多年；而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至今还不足一百年。因此，我们思考社会主义道路，思考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需要大历史的视野。中国革命苦难辉煌，社会主义道路艰辛曲折。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党，只有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才能知道该往哪里去。
以上这篇材料，需要我们所有同学认真阅读，认真思考，不能糊里糊涂地滑过。元者，一也，阴阳一体，相生相克。讲团结，就是服务众生；讲斗争，就是服务人民。“众生”与“人民”这两个词，在不同语境中，是有差别的。不重读毛泽东，就会混淆这两者的差别。
“人民”和“人民的敌人”加在一起，就是“众生”。从世间法上，若不敢于斗争，不善于斗争，不能从制度上和整体实力上（包括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文化实力等）保障人类的永久和平，那么“行菩萨道”很容易成为一句空话。就像今天的印度，佛教徒几乎销声匿迹，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仍然实行的是丑陋的种姓制度。“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在行菩萨道”，结合张腾万校长的这句话，我们就能清醒地明白，若要志于道，必须向真正的共产党员看齐，不能基于个人恩怨、个人利益来行动，一定要从“公天下”出发。
当然，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政权已经比较稳固了，“阶级斗争”的概念淡化了，但我们要有足够的警醒。从外部来看，“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我们在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合作与斗争中，要丢掉幻想，实事求是，要有高超的政治智慧与之周旋，就像打太极拳一样，柔中带刚，始终要立于战略主动。
从内部来看，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和八股作风等腐败思想是长期存在的，我们不能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方式，来对待“落后同志”；也不要嫌弃他们，反而要以身作则，带动他们往上走，这就是“自觉，觉他”。面对我们的亲人，老乡，从小到大的同学，曾经的同事、朋友等等这些有缘人，首先是拥抱，然后以真正的平等心，以极大的善意对待，不能强加于人，也不能情感黏腻。中国文化不是“传教”文化，而是极开放，不自私，只闻来学，不闻往教。
毓老师、镇华老师、张腾万校长、善香师父以及千千万万的“乡下奶奶”，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们比大多数共产党员还共产党员，因为他们是彻底的觉悟者，是用“以文化之”的方式在带领“心灵的革命”，而不是以暴力斗争的方式。我们不仅要面对中国内部，还是面对全世界的人民，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让更多人成为觉悟者。因为，惟有觉者，才能精神独立，才能真正当家做主人。
佛教是西来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来的，来中国则中国之，如此才能做到真正的道安天下。奉元德简，礼乐大同，所有的这一切，都服务于“正命”二字。
无限祝福！无限感恩！
【夸父班同学日知录选编】
◎今天主课老师讲到“放心”，放逸出去的心要将其收回来，想到了前几日讲的内容：“好”与“坏”的判断若凭借的是脑中固化的知识，那我们做什么事都只是在用脑，在“自我意识”中空转，所以做事过日子才会无感。跳脱出来，用心去做，去活，否则活的真的是你吗？只是具行尸走肉……
◎后天就是中秋节了，湖对面依然很热闹，而且家长也来了，真好！
下午的太极课，练着练着就能感受到气的流动了，比前几天有进步！
◎今天上午，苏日娜老师又教我们唱蒙语歌，这次苏日娜老师教了我们一首新曲子——《乌兰巴托之夜》，这首歌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之前听过。苏日娜老师唱得真好听，我喜欢大合唱了。
下午钟老师的课，钟老师讲了锥尖盘的问题。锥尖盘是两个骨头的连接处，能起能到缓冲生失作用，但锥尖盘一旦突出并挤压到神经血管，就会造成半面发麻或双手发麻……钟老师的课太有趣了，我越来越对他的课感兴趣了。
◎今日，在钟老师的课上很有感。老师说：做人要立身中正，致中和。再结合日志中所说，“德简”是为了正命，就更有感了。欢喜。体元以存中，奉元而大同。
◎晚上子玥老师的星象课。每个人内心都有不同的面，需要跳脱出去，不被星星控制——不要想太多，是“我自己想干什么”，而不是“作为这个星座，我应该干什么”。我自己现在需要练习的就是：不要想多，想从自己心里冒出的想法，最有用的就行。不要让自己的内心变成战场，而是和谐大同。
◎今天吃完晚饭回来，隐约听到了乐曲的声音，寻声走去，发现是老师们在吹奏鼓乐，真好听！
（慧安、中霖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