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延安

中美关系走到今天，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总是想起冀朝鼎。

1937年6月，在延安，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接待美国智库代表团，当年毛泽东44岁，周恩来39岁，策划这次访问的人是冀朝鼎，当时他只有34岁。6月22-23日，代表团成员会见了毛泽东，半个月后，“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开始了。

冀朝鼎几乎凭一己之力，策划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智库之间的第一次高层接触，这次极为成功的访问，给美国人民和政府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中国共产党人是把穷人当上帝的人，他们和美国人民一样热爱土地与农民，代表最广大的中国农民的利益。用赛珍珠著作的名字来说，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大地》，如果用海伦·斯诺的著作的名字来说，他们就是《红尘》，即他们如西北的大风与黄沙，以伟大的力量，铸造着中国。与中国共产党相对，国民党则是一帮算计美国、搭美国便车、拉美国下水的麻烦制造者，是一群需要美国擦屁股的无赖。

这就是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开局，是一个良好的开局，抚今追昔，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开局，决定了中美关系的根本走向。如果没有这样的开局，就不会有1972年尼克松“震动世界”的访华。

冀朝铸，是冀朝鼎的弟弟，很有名，他曾是新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1972年尼克松访华，一下飞机，就向周恩来伸出手（周恩来后来说，他这是从太平洋彼岸伸出了和平的手掌），当时，站在尼克松和周恩来之间的人，就是冀朝铸。1979年邓小平访美，白宫举行盛大欢迎仪式，站在邓小平与卡特总统之间的人，还是冀朝铸。那时，冀朝鼎早已过世，他生前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有一天，你知道了我的故事，便不必知道我的名字。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真正办大事、开新路的人，不会让你知道他是谁，更不会让你知道他在办什么大事——道理很简单，如果大家都知道了，如果搞得沸沸扬扬、敲锣打鼓，那事情就办不成了。伟大的思想是孤独的，探索新道路，需要奋身孤往。这是孤独的、勇敢的事业。

冀朝鼎，生于1903年，山西汾阳人，他出身名门，其父冀贡泉先后担任过山西司法厅厅长和教育厅厅长。1916年，年仅13岁的冀朝鼎考入清华学校。1919年，热血少年冀朝鼎参加了五四运动，在六三大宣传时被捕，那个时候，他只有16岁。6月3日那天，北洋政府抓学生最多，瞿秋白、张国焘同日被捕，北大刘仁静也是那天被抓进去的，当时也只有17岁，法庭审判，问刘何以被抓，他竟茫然不知。被捕学生中，北大最小的是刘仁静，清华最小的是冀朝鼎。

1929年，冀朝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而博士论文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这篇论文震惊了美国政界与学界，那一年，冀朝鼎只有26岁。

冀朝鼎，这个人办过什么大事？金圆券改革，人民币制度的创立，“第三世界”阵营的形成——冀朝鼎是参与构造这三个制度的人。

金圆券的币制改革，直接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经济崩溃；人民币制度创立，为新中国财政金融奠定了基础；“第三世界”阵营的形成，改变了世界格局，为今天的“一带一路”开了先河。

使货币发行与土地挂钩，这是麦迪逊的观点，美国没有采用这样的货币制度，而中共发行人民币则是这样做的，人民币首先是在土地改革中，为广大的农民所接受。但麦迪逊的一个基本观点还是被美国所坚持——为了美国的独立自主，就必须保持相当规模的农业和农民的数量——今天，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农业大国。

冀朝鼎极为熟悉西方，他的一个观点是：西方文明不是一个整体，基于基督教罗马帝国的传统，美国、俄国、德国和英国都有建立世界帝国的野心，而天主教的法国则对文化输出更为热心，由于拉丁文化的原因，法国与第三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基于不同的文明传统，与中国有着更多共同语言的应该是法国，法国是新中国与西方建立关系的纽带，而中国能够给法国提供的最大帮助，就是协调阿尔及利亚问题。毛泽东、周恩来接受了这一建议，但在出访阿尔及利亚前一天夜晚，冀朝鼎因劳累过度，在办公室猝逝。

冀朝鼎死于盛年，带走了太多的思想、学问、智慧，也带走了太多的秘密。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冀朝鼎是首任副行长、副董事长；他创立了包括广交会在内的中国对外贸易体系，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会长。

如果说，20世纪的中国，哪个读书人最厉害，我个人认为是冀朝鼎，为什么？就凭他一册薄薄的小书——《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我们今天做学问，很难超过冀朝鼎的那本小书，我们办不了他那样的大事，现在的读书人，知道他的也很少——但我以为，他永远是我们学习和追随的榜样。这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学问，把马克思主义，写在了中国的大地上。

大党大国，应该有大学问。

延安有嘉岭山，即宝塔山，是中国革命的象征，抗日战争期间，宝塔山上有所学校，叫日本工农学校，其中200平方米是教室和食堂，再往上接近宝塔的地方，则是学员居住的窑洞。与“抗大”“鲁艺”一样，日本工农学校曾是延安的标志性建筑，但与抗大、鲁艺不同，这是一所国际学校，是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办学宗旨的学校，前后有数百名日本学员在这里学习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日本问题、汉语、时事和国际问题，学校的核心课程为马克思主义和世界革命的基本原理，主张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为反抗人类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而斗争。这些学员学习一年后，便投入到中国革命之中，成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的骨干力量，而他们后来回到日本，又成为中日友好的纽带。

当年，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名义上的校长，是日本共产党总书记野坂参三，那时他的化名是林哲，他在学校讲授时事政治。由于当时野坂参三不能公开身份，所以，日本工农学校实际上的校长是王学文，副校长是李初梨，这两位都是留日学生，也是创造社的主要成员。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两位都是“海归”、大咖。

王学文，1895年5月4日生于江苏徐州，1910年留学日本，在同文书院等校求学10年后，1921年进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师从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教授，毕业后，考入该校的研究生院继续深造，研究生就学期间，他与岩田义道和石田英一郎等人一起，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

京都大学，前身是京都大学堂，比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创办早一年，在这里，诞生了研究中国与亚洲史的“京都史学派”，从白鸟库吉到宫崎市定，再到今天的杉源熏等人，蔚为大观。而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的经济学部，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重镇，从河上肇到广松涉，再到今天的柄谷行人，前赴后继，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一流。

王学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学成的。1927年4月，王学文在日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夏天回国到武汉参加国民革命，6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清共”，王学文又去日本，在京都中共支部担任支部委员，八一南昌起义后再回国，并在上海参加创造社。

1930年，王学文与鲁迅等人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1931年组织“中国社会科学联盟”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在随后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执掌思想大旗，一举成为当时中国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要改造中国，就需要改造的办法。子弹没有了，枪就没用了，但子弹有两种，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精神和思想的，革命需要学问，如同枪需要子弹。

枪杆子丢了，就拿笔杆子。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王亚南和郭大力在杭州大佛寺，发愤翻译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名著，第一个《资本论》汉译本由此诞生。而说到运用《资本论》的基本方法研究中国经济社会问题，最早、最系统的则要属王学文。

1937年，王学文到达延安，先后担任过中央党校教务主任、马列学院副院长、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日本工农学校校长等重要职务。从此，那个“衣冠楚楚”的洋教授不在了，在延安的王学文，是另外一副模样——穿草鞋、戴草帽，有时光着脚走路。

这个世界上有“赤脚医生”，也有“赤脚教授”。多年之后，这所学校的日本学生香川孝志和前田光繁，这样深情地回忆了王学文：有课的日子，他总是光脚穿着草鞋，头戴草帽，沿着宝塔山的山路上来。有一天下大雨，我们想“这下王先生不会来了吧”，结果却看见他挽着裤腿踵过涨水的延河，按时到了。他的热情和严格自律让我们非常佩服。

王学文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声名鹊起，而从此后，那个衣冠楚楚的王学文教授似乎就消失了，为什么？我们对中国共产党自延安时代以来的经济政策是了解的，但对于参与制定这些政策的人，特别是从经济情报的角度参与政策的人却不甚了解，而到延安后，王学文就成了政策背后的人。

1982年5月，在北京举行隆重的祝贺会，表彰王学文从事理论与教学研究55年，国家以隆重的大会的形式，确立了王学文在中国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领域里的泰斗地位。1985年2月12日早上，王学文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

谁能想到，而今连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博士们，似乎也对于王学文感到陌生了。即使知道他，也把他当作过时的、保守的人物来对待了。如此看来，这位一生传奇的高寿老人是幸福的，尽管人终将老去，没有人能战胜岁月。

中国共产党的经济事业是辉煌的，而参与制定这些政策的人却是默默无闻的，王学文就是这样的人吧。什么是经济？中国话是经邦济民。什么是中国经济学的精神追求？王学文说，是为了“国计民生”。

有人说，经济学不讲道德，但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说，经济本身不是目的，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类自由与解放。正如韦伯说，经济学如果丧失了对精神满足的思考，那就堕落为了一门技术和技艺。

现在讲“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理由当然有很多，我认为其中一个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周恩来手下，有许许多多王学文这样有追求的人。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发展生产力，搞出中国的工业化，就是因为共产党里有这样的能人，而这样的人，国民党里没有。中国之所以能够实行改革开放，也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比苏联共产党更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因为像华润、中信、光大、招商局，都是当年的地下党办起来的，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派卢绪章去浙江宁波招商引资，因为卢当年搞地下工作，招商引资就是他的本行。

共产党能做到开放，了解世界、有远大目标，是因为党内有这样的能人。如果中国共产党内，都是王明那种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斯大林主义者），都是些官僚主义者、形式主义者，那么，王学文这种共产党人，也就没有容身之地了。如果是那样，中国共产党也就不会是得到最大多数中国人民衷心拥护的“救苦党”。

◎陕北既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又是中国革命的圣地。

◎毛泽东的革命不仅是一场阶级革命，更是一场文明革命、文明复兴。有了这样的视野，就可以再来看毛泽东转战陕北的历史意义。

◎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是重要的，机器人是重要的，正如华为是重要的一样，而真正重要的是，机器体系掌握在谁的手里，资本掌握在谁的手里，于是，重要的在于马克思手稿里的最后一句话，即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从水利与定居，战争与贸易，劳动、技术与资本几个方面，深刻描述了人类共同体的不同形式，而我们要真正地理解这些艰深的理论，只有去深刻地理解伟大的中国革命、中国道路。什么是中国道路？就是“把学问写在中国大地上”。

◎关于真理与错误，毛泽东说：有人说我万岁，本人今年52岁，我犯过许多错误，在共产党内，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可以说是一个都没有。犯错误有一个好处，就是知道去改正错误，因此，我们的方针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还说，党的代表大会，我是一三五都参加，二四六都没资格参加，我们党内不公平的事，有很多，只能是逐步变得公道一些，将来还是会有不公道，所以说——坚持真理无止境，修正错误无止境。

当斗争与宽厚结合在一起，当理论与实际结合在一起，当南方与陕北结合在一起，当现代与传统结合在一起——它表现为中国革命的成熟。当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与中华文明的包容精神辩证结合起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结合起来。

真正的成熟，是思想的成熟——对于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文明来说，就是如此。

走向成熟，极为艰难。苦难辉煌，反复多次。

◎重访陕北，重访中国革命，我们能想到什么？

我想到了在陕北窑洞里写作、在黄土高原上演讲的毛泽东，想到了毛泽东思想，究竟在什么意义上被称为“思想”。

革命是文明，是造成人类文明的新形态，革命是思想，革命不是野蛮。鲁迅说，革命不是为了让人死，而是为了让人活。毛泽东说，阶级斗争，是消灭人弱肉强食的手段，目标乃是人类的互助。他还说，批评的目的是团结，而不是置人于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