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日志2025年10月16日星期四
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
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
——《离卦·彖辞》
继续读韩毓海教授的《重读毛泽东》。
之前选摘的几章是围绕着创办鲁艺的前后历史，现在是从第一章开始读起。其中谈到毛泽东的自学之路，以及他对教育的独到见解。从中可看出毛是真正的平民教育家，反对精英教育是一以贯之的，而不是通常人们理解的——毛晚年糊涂了，或为了打击政治对手，才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将与此有关的内容选摘如下：
◎2015年，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中清通过大数据分析提出，在过去的150年里，中国的教育结构发生了4次大的变化：
1865-1905年，即清政府废除科举之前，超过70％的教育精英是官员子弟，他们主要来自全国各地的绅士阶层；1906-1952年，超过60％的教育精英是地方专业人士和商人子弟，他们主要来自江南和珠三角地区；1953-1993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时期，因为在这个时期，约超过40％的教育精英来自全国的无产阶级、工农子弟；1994-2014年，超过50％的教育精英来自各地区的有产家庭和特定的重点高中。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长时段统计。按照一种流行的见解，毛泽东的“教育革命”打乱了中国精英教育体制。在他的时代，中国因为没有办成“世界一流大学”而使教育进一步落后于西方。毛泽东还把高级知识分子驱赶到中国的基层，耽误了他们宝贵的青春。
但这只是历史的一个方面，历史的长期发展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实际上，正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国石油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一系列面向现代化的学校才得以创办。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也曾经设想按照莫斯科大学的模式创办世界一流大学，这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由来。当这种美好的设想因为随之而来的中苏交恶而被迫放弃后，毛泽东转而希望以有限的资源，在中国基层、特别是农村创办一大批优秀的中小学、职业学校，使中国的教育和医疗面向基层、面向人民群众。他鼓励中国的优秀大学到基层和偏远地区去办分校，以改变中国文化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平等、不均衡的状况。
上述统计工作无可辩驳地揭示了历史长期发展的另一个方面：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教育革命”、1977年恢复高考后，就不会有如此众多的来自基层的工农子弟考人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当这些人把个人命运的改变，仅仅归因于改革开放恢复高考的时候，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如果没有毛泽东把教育的重点放到基层的方针、即使高考制度一直存续，其与传统科举制度的差别也不会很大。而作为来自基层的工农子弟，他们这些当年的“天之骄子”的命运、前途也将是黯淡无光的。
◎南怀瑾说，毛泽东的革命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所未有、人类历史上所未见的三大奇迹：一是看病不要钱，二是上学不要钱，三是干部与老百姓“共穷”。尤其是第三条——干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这是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也不可想象的。干部不但以身作则参加劳动，而且生活方式与劳动者儿无不同，这是空前的平等。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小民可以创造历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人人皆可为佛陀，“人民是我们的观世音”。
像历史上那些开天辟地的伟人一样，毛泽东的思想是早熟的，更是特立独行的。他的思想形成于湖南这片人杰地灵的沃土，如果说有一个经世致用的“湖湘学派”，或者有一种“湖南学风”，毛泽东毫无疑问是集大成者。
毛泽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者、阐释者，更是伟大的继承者。“初心”与“王道”——来自儒家、佛家与法家的这些教诲，是毛泽东所认定的中国传统的精华。他对于传统的态度和理解，一经形成，终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1947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米脂杨家沟留下了这样一张照片；他头戴八角帽，脖子上随意地围着格子围巾，与一群蓬头垢面的农民挤在一起看戏。这张照片后来出现在美国的杂志上，标题十分令人感慨——“大地与革命”。
那一天，是毛泽东54岁生日。
◎毛泽东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母亲虔诚的信仰对毛泽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毛泽东少年时代，文氏得了重病，于是他便上南岳衡山拜佛，以求母亲平安。
据说王阳明曾经用“心外无佛，父母即佛”的说法，点醒了一位面壁三年的和尚，那位苦行僧因此觉悟，立即就结束面壁，回故乡看望自己的父母去了。1936年，毛泽东曾对斯诺说：“我成为一个革命者，就是受到我母亲的影响。”
毛泽东后来说：“人民是我们的观世音，共产党人是人民群众的小学生。”他所说的“群众路线”的根底，就在“致良知”。1959年10月，毛泽东对班禅大师说：“从前释迦牟尼是个王子，他王子不做，却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块，做了群众领袖。”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1955年，毛泽东说：“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近代以来的岳麓书院，出了两位伟人——毛泽东和魏源，他们都曾在长沙的岳麓书院短暂研修。作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先行者，魏源把近代中国所遭遇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理解为中华文明自身变异或者异化的结果，认为外因——西方列强的冲击只不过是大变局的结果，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
什么是中华文明之根本呢？
中华文明的根本，就在于“王道大一统”，而问题之关键，则在于究竟什么是王道。
魏源指出：“王道”就是指国家富强、百姓安康、制度完善这三者的统一。离开了这三者的统一，也就谈不上什么“王道大一统”。
所谓文明的异化，就是指士大夫阶级空谈王道，甚至把王道理解为读书静坐、升官发财，从而使王道脱离了国家富强、百姓安康和制度完善。魏源倡导今文经学，他主张王道就在制度之中，如果离开了制度讲王道，王道就是空谈：“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
在魏源看来，近代改革的目标就在于寻求失落的王道——外靖疆圉，下苏民困，上制国用，追求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则王道尽在其中。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目标，也就在此处。
1925年，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这样写道：“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离开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离开了为中华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也就离开了王道。
◎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时期，毛泽东阅读了严复的《天演论》。那个时候，他独辟蹊径地洞见了《天演论》与唐代思想家刘禹锡之《天论》的联系。后来、毛泽东多次说过，不读《天论》，就不可能读得懂《天演论》。直到晚年，毛泽东还把刘禹锡的《天论》印成大字本，自己反复阅读，并以之教育党的高级干部。
刘禹锡在《天论》中这样写道：“其说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人能胜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之必罚。”
上述这些论断，如果概括起来讲，其中的意思是说：天之道在弱肉强食，而人之道则在公平正义。“天与人交相胜”，就是指人类社会是在公平正义的法则与弱肉强食的法则之间的斗争中发展的。只有当社会丧失了公平正义的时候，人们才把弱肉强食的法则当作自然法。
“人定胜天”——毛泽东极为推崇的这句话，就来自刘禹锡的《天论》。它意味着：革命就是以公平正义的法则对抗弱肉强食的法则，它与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的《天演论》所揭示的宇宙法则不同。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这种洞见，最终使他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法则。
毛泽东对于革命的理解，除了民族解放、人民经济幸福这二者，还有最关键的一条：实现政治上的人民的统治。毛泽东所倡导的法治，其核心就是人民的统治，就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
1931年11月，毛泽东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主席。他制定和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国的女性和无地的农民第一次拥有了土地所有权以及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实现了由法律保障的平等。
当时毛泽东这样说：“同时，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了生产工作。这种情形，在国民党时代是决然做不到的。在国民党时代，土地是地主的，农民不愿意也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良土地。只有在我们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对农民的生产加以提倡奖励以后，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才爆发了起来，伟大的生产胜利才能得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规定工人有监督生产的权利，可以享受免费的医药帮助、失业津贴、伤残抚恤、婴儿补助、困难救济、丧葬津贴。工农和女性获得上述权利，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主持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这项法律规定：中央苏区必须把土地税收的五分之一用作教育经费。毛泽东和他的老师徐特立还直接参与编排了一套完整的教育大纲，其中除了数学、语文，还有生理卫生、园艺、商品、速记和演讲课程。
在语文课本里，苏区的小学生们念的是这样的“毛版”新《三字经》：“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
◎毛泽东在自修时苦苦思索的问题是：宇宙与人生的本源是什么？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是什么？在他看来，学校教育完全回避了第一个问题，因此学校所教授的不过都是些枝节，没有触及大本大源。就第二个问题而言，知识的目的在于以各种方式解释世界，但是回避了如何改造世界这个问题。
那时的毛泽东就像一个修炼武功秘籍的少年一样，把自己封闭在图书馆里废寝忘食，苦苦思索着宇宙大本大源问题的答案，一时无法得出令自己满意的结论。
在图书馆“闭关”半年之后，毛泽东又在几所学校报了名，并分别交了一块钱的报名费。这些学校五花八门，有商校、警察学校，甚至还有一所学习造肥皂的学校。最终，毛泽东选择了报考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因为那里不收学费且膳宿费低廉。
当时有两个朋友也鼓励毛泽东投考，他们需要毛泽东帮助他们准备作文。他替那两位朋友写了作文，也为自己写了一篇，三个人都被录取了，因此，毛泽东实际上是考取了三次。那时候他并不觉得为朋友代笔是不道德的行为，他认为这不过是朋友之间的义气。
显然，那个时候的毛泽东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把“同志”当作一个最庄严的称呼，他还没有用“同志”这个词来代替“朋友”一词，他也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将同志之间共同的信仰置于兄弟情义之上。
毛泽东报考师范学校的主要原因是，他经过深思熟虑认为自己此生最适合做教员。实际上，直到晚年他还说：“我的理想是做教员，没想到要做党的主席。”他曾说“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提法讨嫌，要统统去掉，只留下一个teacher，即教员。
然而，毛泽东所说的教员，不是指教授枝节问题的教书匠，也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教师，而是指洞悉宇宙和人生大本大源者。
中国的传统医学把身体的麻痹称为“不仁”。因此，所谓求仁，就是摆脱那种麻木不仁的状态，使精神与身体动起来。而救治天下之麻木不仁，就要从恢复元气这个根本入手。毛泽东说，手足麻痹，“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同样，一切学问，如果不从元气入手，就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支离破碎之学。
1917年8月，在湖南“一师”学习的毛泽东，给远在北京的老师黎锦熙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如今天下纷纷，莫衷一是，这纷乱与莫衷一是，一方面固然是大变革时代必有之现象，但从另外一方面看，天下纷纷、莫衷一是的原因，就在各种救天下的学说本身支离破碎，期望以偏颇之术，而救天下之全也。
毛泽东如此指点江山：当今中国三大英雄人物——袁世凯、孙中山和康有为，他们固然都各持学问，但他们的学问都没有本源，好像一棵树，表面上枝叶婆娑，但却只见枝叶，不见根本。“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
那么，什么是学问的本源呢？毛泽东指出，学问之根本，一是思想，二是行动的道德意志。而中国积弊之根源，就在于“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
天下之病，若从根本上说，就在于思想败坏、人的道德意志力衰退。用中华文明固有的说法，思想主“心”，道德意志主“气”，或曰：思想就是“心”，而道德意志就是“气”。若要从根本上治天下之病，就必须从思想和道德意志做起，即从“心”与“气”这两方面做起。
毛泽东这样写道：“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瞳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上述洞见不是“一师”的老师教给他的，因为在信中，毛泽东提出了远比他的恩师杨怀中先生更高的理想：“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皆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这段话，其实就是“改造中国与世界”一说的先声。
就在毛泽东入学一年之后，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与第一师范合并，更名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3-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了5年书，他对这所学校的感情很深。毛泽东后来赞美这所学校说：“‘一师’是所好学校。”毛泽东在给黎锦熙写这封信时，他在湖南“一师”学习的最后一个学年即将开始。
毛泽东入学60年后的1973年，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的夫人）访问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她惊叹：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1912年建立起来的极为现代化的学府，它的建筑是整个华中地区最好的，是少有的体现辛亥革命精神的几个纪念地之一。它巨大的拱门，与屹立在上海的英国维多利亚建筑十分相似。可以想象，年仅十几岁的毛泽东，1911年来到长沙，看见这座西方化的大楼，高高耸立在古城店铺中间的时候，会感到多么的敬佩！
“一师”是所好学校，不是因为它是海伦所说的现代化西学院堂，而是因为这所学校把宇宙和人生的大本大源问题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就是在那里，毛泽东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自己的追求。宇宙与世界好比一人，欲从根本上救一人，须从救心、补气入手，欲救世界，须从改造社会的思想与道德意志出发。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对宇宙问题的思考终于有了答案，他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和宇宙观。
前日主课，由吴军博士的作品摘录，孩子们讨论了“有”和“无”、“生”和“死”的问题。青年毛泽东也对这些问题有过深入的思考。他一方面读西方哲学著作，另一方面从中国文化的源头来反复辨明。他说，世界的本源既不是“有”，也不是“无”，既不是“生”也不是“灭”，世界的本源就是变化。
相对于西方语境中的“地狱之火”，而在毛泽东看来，底层民众发动的“革命”就是“草原之火”，生机无限，有燎原之势——因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夸父班同学日知录选编】
◎今天早上，坐上大巴，又开到了壶口。今年雨水很大，黄河水很汹涌，比以往来的都要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就像是一只金色的巨龙，在河中不断跳跃，引起层层水花。它洒在空中，又落回黄土地上，有种阳刚之气。
◎今天壶口瀑布真有“咆哮”之势，惊涛拍岸之感，水汽扑面，才懂得中华民族为何将黄河视作民族之脊梁。
◎今天，并没有继续固定待在鲁艺学习，而是坐大巴去了壶口瀑布（山西段）与枣园革命旧址“游学”。深深地感到了“游”的重要，唯有去“用心游动地学习”，才能有“发自内心”的触动和成长！
上午看了山西段的壶口瀑布，就是看的地方和角度不同，却更深刻感受到“黄河精神”，越来越自信、激动和备受鼓舞。虽然最终还是只能“不复回”，也只是一个“微乎其微”的“细节”，就像壶口瀑布一样，虽然“壮观之流”就一段，但也能充分展现出“黄河之精神”。人“活”在当下，无非也要“活成这样”。
紧接着下午又去了枣园革命旧址。看了周恩来与朱德旧居，尤为触动和感慨，因为在枣园办公时，正处于解放战争尤为关键期，两位先辈尤为忙碌，在枣园都未住多长时间，一直转战在外。了解之后尤为感激，感谢当年无数的革命前辈，才有了“今日之中国”。自己也要真正继续努力！“养精神，报大众！”
晚上回到鲁艺旧址后，与组员一起自习，也更有了一丝“进步”与“触动”。所谓的“官职”，不是为了去“管”和“命令”别人，而是自己先要学会“好好说话与做事”，这样自然才能一起奋斗与进步。“一家人”才能“共成长，利众生，平天下”！
（慧安、中霖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