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堂“生命常识课”

【背景资料：康有为六岁时跟从简凤仪读《大学》《中庸》《论语》和朱熹所注《孝经》。康有为十一岁时父亲去世，跟随祖父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攻读经史。这时，太平天国失败不久，他“频阅邸报，览知朝事，知曾文正、骆文忠、左文襄之业，而慷慨有远志矣”。光绪二年（1876年），他应乡试不售，跟从朱次琦学习。朱次琦教学重四行五学：四行是敦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是经学、文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主张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扫去汉、宋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康有为受其影响，“以圣贤为必可期”，“以天下为必可为”。光绪四年（1878年），继续跟随朱次琦读书，攻读《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注》诸书，以及《楚辞》《汉书》《文选》诸文，“大肆力于群书”。不久，以日埋故纸堆中，汨其灵明，渐厌之，乃“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然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光绪十七年（1891年），康有为徇陈千秋、梁启超之请，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开始讲学。讲学内容主要是“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公法比例推断之”，“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并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把孔子描述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观念的人。康有为书里的这些描述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

《心里有把尺，点亮一盏灯》

连续两日的日志学习，对我而言，仿佛一场心灵的“拨乱反正”。阅读时，我努力带着辨明之心，虽然因为过去缺少这样的训练，感到有些吃力，但没有退缩——因为我明白，真正的探索来自内心的渴望，而我如此盼望获得那种清明洞察的能力，渴望站在“大是大非”的高处，把世界看得更清楚。

一字一句读下来，精神确实有些疲惫，但心里却一点点亮堂起来。起身倒水的时候，“拨乱反正”这四个字突然从心里跳出来。想起在单位摸爬滚打的那段日子，看到一些现象，心里会堵着一种“不平和困惑”，却从未想过把它放在“公天下”这把尺子下去衡量。为谁服务？为谁发声？这个根本的问题，像一束光突然照进迷雾，让我第一次看明白，许多争论背后，其实是立场与道路的选择。

黄老师的批注精准得像一位细致的外科医生，他不仅能看透知识层的差异，更有一种难得的觉察力。他从吴军对“帝国”的赞美中，嗅出了对资本的不自觉顺从；从硅谷“多元文化”的称颂中，洞察到背后“全盘西化”的坚定信仰。这种细致的阅读、深度的思考，以及扎根文明传承的大视野，正是我今后要努力学习和成长的方向。

更重要的是，这次学习让我找到了一种对自己的确信。无论面对的是吴军还是王石，不管他们有多大的名望和光环，我都要保持“我就是我自己”的独立判断。这不是傲慢，而是一个读者应有的尊严。

回过头来想想这两天的学习，我心里好像亮起了一盏小灯。我发现自己最需要的，是在心里装上一把自己的“尺子”。这把尺子，一头是“公天下”这样的大是非，另一头就是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朴素的常情常理——就像觉得挑山工辛苦，那就是真的辛苦，不能因为一个未来的空头支票就假装看不见。（有感于观看今年央视主持人大赛，一名选手为推崇科技向善，把挑山工的艰辛美化为浪漫的情怀。）

有了这把尺子，我再读吴军这样的名家时，感觉就不一样了。我不再是慌慌张张地跟着他跑，怕自己跟不上；而是能稳稳地坐在他对面，一边听他讲硅谷多么厉害，一边心里默默地量一量：“您说的这个道理，能解释我身边的世界吗？那些被轻轻带过的人，他们该怎么办呢？”

这样一来，学习就变成了一场有趣的对话，而不是单方面的听课。我知道我还要读很多书，看很多事，不断验证和打磨心里的这把尺子。但我不怕了，因为我知道，真正的学问，最后不是为了让我变成别人，而是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更清醒的自己。

日志最后那段话尤其打动我：“不懂得春秋大义，就没有真正的大历史观。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目的始终如一，就是为了‘公天下’。”这句话让我心里一热，仿佛被什么击中了。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像黄老师这样的人始终在传递火种——他们守护的，是中华文化流淌五千年的精神血液。我也忽然懂了，为什么历史上那些仁人志士、革命先烈能够穿越生死、毫无畏惧。

《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肉体会死去，但那份与众生同呼吸、共命运的“明德”却永远不会消失。成为一个大气的人，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普通人也可以怀揣一颗广大之心，做好自己的本分，这就够了。

想到这里，心里涌起感动：最宝贵的道理，往往就藏在最真实的生活里。能明白这一点，我觉得自己真的又长大了一点。

虽然相遇得有些晚，但终究没有错过。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但前方的路，已经在心里清晰起来。就怀着这样的心，一步一步，踏实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