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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十三篇 全心全意为众生服务
第十四篇 没有惭愧心，就无向上奋发之志
第十五篇 做一个和平勇士
第十六篇 文德是以礼乐化民
（待续）
【正文】
第十三篇 全心全意为众生服务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这一章子路很正式地请教孔子为政之道，孔子送给他三个法宝：第一，“先之”；第二，“劳之”；第三，“无倦”。
这三件事都是站在：“服务”的立场，从自己出发。公仆难不难为，是一件事，为人民做事，就必须“贵通天下之志”“贵除天下之患”，这是为天下百姓服务的精神。抢先深虑、抢先做好，永不懈怠。子路是急性子也是急先锋，见义勇为，他是“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又）闻”，承诺不隔夜的行动派，孔子的提点，听在子路心里，是舒坦也是对味的。
“先之”，除以身作则的示范之外，还要率身树立典范。《礼记·学记篇》“凡学，官先事，士先志。”华夏民族的读书人都谈政治，志存天下，放眼立身行道，扬名后世。官先事，就不是搞利益、做贪官、要“先事”，先学会做事，要主动不能盲动，要先利民不先利己。做事要能明理，明理就要有“明辨是非”的真功夫，要立做“是”的事，不立做“非”的事；要立做“对”的事，不做“不对”的事，这才是“做事”。能做事才能谈做大事。【评：志大才疏，仅有美好的愿望，却缺乏干实事的能力，是不行的。所以，年轻时就要脚踏实地，多些历练，将来才能担当大任。】
《中庸》第二十八章：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灾）及其身者也。”“自用”，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是；“自专”，自作主张、专断独行。好自用是愚者，好自专是贱者，自用自专都不是干事的人才，只有具备贞固之德的人，才足以干事，《易经·乾卦·文言传》“贞者，事之干也”，说得很明白。搞政治要先倾听人民的声音，你才能知道如何做先人民之先的事。
“官先事”，总的来说，就是为政者要先学会做“民之所欲”的事，《书经·周书·泰誓上》“民之所欲，天地从之。”先学会为官之业，先学做哪件事，才能管理好哪件事。君子怀刑（型），小人怀惠。为民服务，必先垂范，先做老百姓的示范，然后成为典范。
“先之”，有三个要素：
第一，以“正”先之。“先之”，是要以止于至善的正道，走在人民的前面。为政者必须有当公仆的心，才能卑以自牧，视人民为头家。做国家的事，干百姓的事，一个诀窍，人民还没想到，领导者就已经“先做好”了。我们可以拿《论语·颜渊第十二17》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来做呼应。孔子是怎么回答的？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是大本，也是很重要的原则。
第二，以“真”先之。“先之”，是要以念兹在兹的真心，守住自己的位行事。《中庸》第二十四章：“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唯天下至诚，能够尽己之性，能教化天下之人，这是政治永恒的真理。
《中庸》第十四章：“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句中“素其位而行”就是“守其位而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积极意义，就是“在其位，谋其政”，搞政治求真，舜恭己正南面就是个“真”，求真才是政治的法宝，求真才是政治的真理，离开了这个原则都是“伪善”，伪政治能走得远吗？
第三，以“情”先之。为政要“通情”，先之才有着落处。《易经》最通情，《易经·乾卦·文言传》“六爻发挥，旁通情也。”只有通情达理，所有的施政，才能合情合理地根据人性“先之 ”。《易经·系辞下传》第二章：“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类情是为了“极深研几”，《易经·系辞上传》第十章讲得很清楚：“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物；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能充分了解万物之情，先之才能传人性之情，才能动人民之情。【评：这三层意思，以“正”先之，以“真”先之，以“情”先之，概括得非常精辟。值得同学们细细体会。尤其是各地易俗社，要想带动群众，移风易俗，需要有这三个“先之”。】
这个“先”字，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先”。不是说“小人怀惠”吗？平民百姓怀惠我就施惠，而且先天下之惠而惠，这就是“先之”。想要做好先之，就必须有先之的智慧与胸襟。政治是实惠的，服务人民要有争“先”恐“后”的心，像在抢头香一样，这才是洞察的政治现实。
“劳之”的“劳”，有两个读音，一音牢，一音烙。读作牢，如：《论语·子张第十九10》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劳，劳动。毓老师主张“劳”，读若烙，犒劳的劳。犒劳，以财物或酒食慰劳。执政，居正位，自己作人民的楷模、作群臣的表率；人民做得好，即时劝勉，及时慰劳，不吝奖赏。政治是从内心做出实惠的举动，不是敲锣打鼓也不是表面的标榜。政治要以“情”先之，更要以“情”劳之。有时候犒劳不是以“钱”了事，犒劳可以是具体的“物”传达关怀之“情”，重点不在实体的“物”，但借着这个“物”，就传递了领导者的“真情”，情的价值超过一切，一旦“真情流露”，最足以悦服人心。
子路听到孔子：“先之，劳之。”这个答案，应该很有感觉，所以继续“请益”，想再听听老师为政之道的秘诀，请老师多给一些诀窍。孔子加了两个字，“无倦”，就是从头到尾，从不懈怠。《论语·颜渊第十二14》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为政不贵多言，施政岂在多术？这两章都是从为政者自己的角度出发的。
孔子在政治上主张“无倦”，教育上主张“不倦”，这种精神从《易经·乾卦》大象来的，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评：接了天命，当然就不知疲倦，终日乾乾，尽其性而已。】“无倦”可以当作“不懈怠”的单一意念讲，夙夜不懈，慎始诚终，问政以恒。也可以接着“先之，劳之”讲下来，也就是“无倦”是指“先之，劳之”的无倦说的，要夙兴夜寐，行健不息。为政要“先之”，也别忘了要“劳之”。
第十四篇 没有惭愧心，就无向上奋发之志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这一章的关键字是：耻。
这一章从“耻”出发来探讨士君子的进退。引起解读角度的分歧，是原文的意思没有确切说明白，所以后世的注家，在“邦有道，谷”和“邦无道，谷”之间的思维，产生了分歧。尤其是第一句：“邦有道，谷”，解释有不同的视野，造成不太一致的解读。但是对“耻”这一个关键字的价值论述，是没有疑义的。
原宪的性情安贫乐道，狷介自持。他向孔子问了一个很道德的问题，礼义廉耻的“耻”。
清·顾炎武《廉耻》一文：“《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
顾炎武又曰：“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任何一个时代的读书人，都不能忘记民族气节，“知耻心”是养节的第一要务。【评：今日纪委那么繁忙，就是因为那些贪官污吏不知何谓廉耻，故加强学习，尤其是信仰的重建，是当务之急！】
“宪”：原宪，姓原，名宪，字子思。这一章疑为原宪所记，所以不称姓、不称字。“谷”：即俗称的俸禄，是我国旧社会的薪给。俸以钱计，禄以谷分。
我们找出《中庸》和《论语》两处，透过“义”和“勇”，诠释了“耻”的概念。
《中庸》第二十章：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知耻近乎勇”，勇者的力量来自“知耻”。耻和勇者之间，需要道德的“义”做连接。【评：浪子回头金不换，年轻人迷途知返，犯过错误的党员干部若有悔过之心，还是可以挽救的。而真正走上正道，需要当事者重新生发出义勇的精神。】接着我们看孔子怎么说？
《论语·为政第二24》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见义勇为，是知耻的升华，由内在而外在的表出，落实在人间的至美。这是一种坚持，无关乎成败。《孟子·告子上篇》孟子曰：“……羞恶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义也。”羞恶之心就是知耻心，所以说羞恶之心，义也。《孟子》一书至少有两处关于“耻”的阐述：
《孟子·尽心上篇》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孟子·尽心上篇》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这两章孟子诫人不可失了羞耻之心。一般而言，变诈之巧者，是缺乏羞耻心的人，用奸巧变诈以胜人，而不以为非，且自矜其巧，是其放失良心而习非以为是，自然离正道愈远，没有惭愧心，自无向上奋发之志。
关于“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孔安国注和朱子注两种看法是主流：
1. 以邦无道，食禄，作为耻不耻的判定标准。
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引西汉·孔安国注：“邦有道，当食禄。君无道而在其朝食其禄，是耻辱。”孔安国这种说法，上下文应该这样标断：“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周全一点的解释：“邦有道，不谷（不食禄）”与“邦无道，谷（食禄）”都算是身为知识分子的耻辱。
2. 以邦有道，“不能有为”和邦无道，“不能独善其身”，作为耻的判定标准。
南宋·朱子《论语集注》“邦有道，不能有为；邦无道，不能独善；而但知食禄，皆可耻也。”国家政治清明有机会显现自己的抱负，不能站出来为人民创造福祉，这是可耻之事。国家政治腐败，同流合污，不能独善其身，也是可耻的事。【评：古代读书人学而优则仕，今日读书人可发挥才华的渠道很广，不一定要做官。尤其是文化重建事业，在民间更有充分施展的机会，所以，我常劝体制内的朋友早点退休，在民间尽一个读书人的本分，移风易俗，带动社会风气的好转。】第一句指不能“有为”，第二句指不能“有守”。这一章事实上涉及了有德的君子，关于进退应有的取舍。
《论语》曾经记载一章关于“冉求”的事迹，孔子做了很鲜明的批判，他老人家似乎很生气。关键就是：“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孔子引以为耻，发了一顿脾气。
《论语·先进第十一17》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大夫季氏掌鲁国之政，是无道的权臣，“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冉求应该求去，不该恋栈。否则就是“耻也”。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孔子要弟子门生“鸣鼓攻冉求之过”，主要批判的就是冉求的“助人为恶”。
第十五篇 做一个和平勇士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
这一章是说孔子治国的重点在礼治，不在武治。可见孔子反对战争，他讲大同思想，以礼治国。【评：今日看待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也应当立于这个出发点，为人类和平发展而尽一份微薄之力。】
孔子从鲁国第一次到卫国，待了十个月，《史记·孔子世家》说他被奉为客卿，拿俸粟六万，但是没有得到重用。卫国曾经发生卫灵公宠信南子，导致太子蒯聩不平的严重纷争，蒯聩意图袭杀南子不成，仓皇出亡晋国。
卫国是个小国，在地理上又夹在齐国、晋国两大国之间，蒯聩出事后，投奔到晋国。有一天，卫灵公向孔子问起“军旅之事”，打算以武力去对抗晋国，来解决他和儿子蒯聩的冲突！根据《史记》的说法，孔子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第二天）卫灵公又和孔子谈话，可是卫灵公心不在焉。仰视天上的飞雁，色（眼神）不在孔子，孔子随即立马快速离开了卫国。这一章和《史记·孔子世家》的这两个“明日”有时间差。
“陈”，音阵，通“阵”，此处指布阵作战之法。卫灵公向孔子请教有关作战布阵的事。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冉求率左师抵抗入侵的齐军，并身先士卒，以步兵执长矛的突击战术赢得胜利。季康子问冉求，你这一套战术的本领向谁学的？冉求说学自孔子，然后趁机说服季康子迎回了在外流亡十四年的孔子。可见孔子对于作战的战略战术是有一套的。
《论语·述而第七12》子之所慎：齐、战、疾。
“慎”：慎国的大事。“齐”：音摘，同“斋”，戒洁；是祭祀前戒绝嗜欲、洁净身心之意，这里指祭祀。斋而祭，在强调祭祀的心神专一。为什么先提祭礼？因为我们老祖宗讲“祭政合一”，而且“祭重于政”，斋祭，以敬慎为贵，以虔诚为上。因此，“祭宗庙”“祭祖庙”的精神就在“诚”与“敬”。
从《春秋·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以证明中国古代讲祭政合一，此句话的意思是国家的大事主要是“祭祀”和“战争”。但是，“国之大事，惟祀与戎。”并非泛指的祭祀与战争，而是指“祭礼”与“军礼”，两者都属于礼制的范畴，具体的落实就是“祭祖之礼”与“祭社之礼”。
“战”：战争，此指出战之前，告祭祖庙（宗庙）。古代出兵之前，要先举行祭社之礼，以示师出有名，以后发展出祭神求庇佑，祭毕以社祭之肉赐众人。
孔子不打没有把握的仗，一出手就要战无不克，《礼记·礼器篇》子曰：“我战则克，祭则受福，盖得其道。”
“明日遂行”：第二天就离开了卫国。孔子确知卫灵公非行道之君，此君不可教也，第二天就离开卫国走了，打算前往陈国。这件事发生在鲁哀公二年，可见孔子不喜欢战争。他赞美管仲，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不以兵车”。
《论语·宪问第十四17》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孔子尊王攘夷，不以兵车，有仁德之功。孔子对于为政的看法是《论语·为政第二03》子曰：“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一段就明白主张以礼治国，反对战争。可以和这一章相表里。
第十六篇 文德是以礼乐化民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
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在春秋末期，鲁国大夫季康子把持朝政，季康子害怕颛臾帮助鲁哀公，于是打算攻打颛臾。冉有、季路既是孔子的弟子，又是季康子的家臣，他们在老师面前为季康子的攻伐颛臾和自己的失职行为辩护，因此就引出了孔子的一番驳斥。
这一章记述了孔子师徒的三次对话，文章自然形成三个层次：冉有由陈述事实的报告，到推卸家臣身份的责任，再由推卸责任提升到为季康子辩护，最后才表露了自己真实的态度。孔子这一方面，他首先表明自己反对攻伐颛臾的理由，再批评冉有季路的失职，最后阐述了自己德政、王道的政治主张。
孔子反对攻伐颛臾的理由有三点：第一，是“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颛臾受到先王的礼遇，因此不可伐，这是从历史事实的层面提出的理由；第二，是“在邦域之中”，对鲁国不构成威胁，因而不必伐，这是从眼前政治现实的层面提出的理由；第三，是“社稷之臣”，臣不叛君，不可任意攻伐，这也是从眼前政治现实的层面提出的理由。
以下这一节孔子做了简短的政治演说：两个正面陈述，两个反面警惕，一个结论。
正面陈述部分：
第一，“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孔老先生借着弟子登门提问的机会，向政事科的两位大弟子，好好上一堂政治学。“有国有家者”，指为政者应该有的王道作为。“有国者”，指诸侯。“有家者”，指有封地的卿、大夫。“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儒家的观念。不怕少而怕不均，“均”是智慧手段，“平”是理想境界，至于“均贫”或“均富”，很多政治人物都成功了，天下“太平”或世界“大同”，这个“平”“同”的理想境界，应该是“均富”的“上达”，不是“均贫”的“下达”。
无私才能做到“均”，像母鸟喂食雏鸟，是“平均的给”；只有一个苹果，磨成汁，万民均沾，是“均平的施”。“货恶其弃于地也”，一切从“公”出发，就会“平”，想要达到“平衡”就要有“权”的功夫。“均”与“不均”，就要有“权”的智慧，有“守经”的“大仁”才有“行权”的“大智”。“均不均”决定了“平不平”。
“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怕贫而怕不安，不怕没有钱，怕心不能安顿。在上位者你能“仁者安仁”，安贫、安富、安贵、安贱，安患难、安夷狄，老百姓就能安一切苦难顺逆。“安贫乐道”要从上做起，上下相“安”，不能光说不练，从上行下效来，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领导者能以正帅天下，万民“安居乐业”，你“安土敦乎仁”，老百姓才能“安土重迁”，你“乐天知命”，故不忧寡；老百姓就能“随遇而安”，故不忧少。“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说的是结论，以因果关系来推论。“公心均平”就无论贫富；“上下和谐”就没有多寡的问题；“各安其位”，就没有倾圮的灾难。孔子说给冉求与季路听，就是要说给季康子听，两千五百多年后，这“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还要说给炎黄子孙听、说给天下人听。【评：林明进老师接着毓老讲《论语》，依经解经，老生常谈，为何十分必要？因为霸权当道，帝国主义仍然想宰制这个世界，所以，需要有王者出，王道兴，才能拨乱反正，天下和平。】
第二，“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夫如是”，就是指在国内能做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种境界的为政者，仍然不能让“远人不服”，表示还没做到完善的“同人于野”境界，不能“近者悦，远者来”，就不是真正的大有天下。仁者真正的无敌于天下，是不分远近小大都能心悦诚服，心向往之的。
孔子提供了治国良方，不在以武力统一天下，要以文德一统天下。文德就是经天纬地的公天下之德，大道之行靠的就是天下为公，就是以文德治天下，这样四方之民才会归而服之。近悦远来了，还要做到依民之所能、依民之所需而安之。动兵以武，不是武德，武德的精神是止戈为武；以礼化民是文德，为政以德，有风行草偃的德化，善的行为的成就才是仁道。【评：哪怕只有方圆七十里，施仁政，行王道，有待时日，就可以做到近悦远来，这就是孔子的文化自信。】
反面警惕部分：
第一，“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
第二，“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
结论：“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这一章记载“季氏将伐颛臾”可能引爆的战争事件，是典型的“陪臣执国政”，它发生在鲁国政治的特殊背景底下。“陪臣”指的是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他们的先祖即庆父、叔牙和季友都是鲁桓公的儿子、鲁庄公的弟弟，号称“三桓”。到了鲁哀公，孔子所处的这个时代，“三桓”把持鲁国权柄已经达一百六七十年之久。在这一百多年间，公室（鲁君）和私室（三桓）之间经常有争斗：如“鲁宣公十五年”针对三家分地扩展颁布了“税亩”制度；如“鲁襄公十一年”三家“作三军，三分公室，各有其一”；如“鲁昭公二十五年”鲁昭公欲诛季孙氏，三桓联合进攻，昭公被迫逃亡。“鲁哀公三年”，季氏也有鲁国“欲去三桓”之忧。
孔子一向反对“陪臣执国政”，对三桓的指责在《论语》中有许多记载。季氏将伐颛臾一事，不见《春秋》经传。后代《论语》的注家大多认为是子路、冉有向季氏转呈了孔子的驳斥与政治理论，季氏惧祸而止。《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仲由为季氏宰”，在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季康子召冉有”，在鲁哀公三年（前492），当时子路随孔子周游在陈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记载季康子向孔子询问季路、冉有才能的事，但并没有年代的记载。推测季路、冉有两人同为季氏家臣，应该是在鲁哀公十一年，孔子从卫国返鲁之后。子路跟随孔子从卫国回来，后来子路又入卫，子路死于鲁哀公十五年，卫国孔悝（音亏）之乱。
《论语·季氏第十六01》“季氏将伐颛臾”章，属驳论，《论语》一书少见的记录。春秋末期，鲁国大夫季康子把持朝政。鲁哀公有除三桓之意。颛臾离费邑甚近，季康子担心颛臾凭借有利的地理条件帮助鲁君，于是先下手为强，打算主动攻打颛臾。冉有、季路的进退，正处在身为孔子弟子和季氏家臣的两难，季氏有并吞颛臾的企图，面对孔老夫子平日的师训又忐忑不安，最后硬着头皮，同门师兄弟前往老师跟前请益，由于冉有一再为自己的失职行为辩护，于是便引出了孔子的这一番驳斥。【评：参照历史，观察当今现实，明辨之，笃行之，才能走得稳，走得远。】
近期连载，未完待续……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