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明进老师 | 一辈子做学生——《论语接着讲》导读之2

文字整理 | 中霖

【目录】

第五篇 为义而活，为仁可过

第六篇 内守敬，外行简，是谓德行

第七篇 立大本，才能传道统

第八篇 天下是让出来的，而不是争出来的

【正文】

第五篇 为义而活，为仁可过

◎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这一章的关键句是：非其罪也。

这一章孔子评论他的女婿公冶长，从“可妻也”到“以其子妻之”，这是非常具体的表扬，而且真正付出实际的行动，可见对于公冶长的评价十分肯定。让读者比较纳闷的是：第一点，公冶长坐过牢；第二点，没有具体说明公冶长犯了什么罪；第三点，只留下“非其罪也”这个谜团给大家。尤其是“非其罪也”这一句，值得我们好好发想。

选女婿这件大事，我们可以理解孔子心中自有一把尺，他要的是有良知、有正义、有行动力、有理想性的真男子，“罪不罪”这种有形的论断，孔子有他的辨识标准。孔子处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政治不清明，或者贪墨横行，或者君王失道……孔子恐怕有相当的考虑。所以，“非其罪也”，这是个好话题，值得我们探讨与思考。

下一章孔子也帮他的侄女儿安排了婚事，整章重要的关键是“邦无道，免于刑戮”，和选女婿的着眼点并不相同，从这个角度看去，孔子因人制宜、因事制宜，他有他权宜的考虑。选女婿可以照自己的理想，孔子可以负全责，他客观、冷静，还带有一点理想性。可是选侄女婿，这是帮别人决定婚姻大事，孔子反而采取保守的立场，在婚姻的生活面、幸福面、安全面，考虑比较周全。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面对实际的人生，人人都要有守经通权的智慧。_{【评：面对孩子的上学、就业等重要课题的选择，也可参考孔子的态度。自己的孩子可以走与众不同的道路，但为别人家做建议，还要随顺常情，不要过激。】}

公冶长虽然定了罪也锒铛入狱，但是孔子说“非其罪也”。在孔子的心目中，“缧绁”不一定代表真理，只是有个“名目”，有个“标准”搁在那里，真正的“不仁”“不忠”“不孝”“不义”，才代表真理的审判。孔子找能见义勇为、有冒险精神的人来当女婿。这里有几个问题可以思考：

第一，公冶长人品很好：孔子说公冶长这个人，可比把女儿嫁给他为妻，证明在孔子的眼中，他的人品是不错的。不能说公冶长受了冤狱，孔子就轻易把女儿嫁给他。

第二，公冶长为义而活：好打抱不平，见义勇为，不考虑自己的存亡，孔子看他有出息。

第三，狱政不明，邦国无道：公冶长是蒙冤受罪，知子莫若父，知徒莫若师。公冶长的牢狱之灾，孔子心知肚明。

孔子把女儿嫁给自己的门生弟子公冶长，不会只是“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这么轻描淡写的理由；或者狱政不明，受了一场冤狱，然后就“以其子妻之”。从《论语》一书来解读，公冶长之所以能够成为孔家的乘龙快婿，公冶长“为仁而过”或“为义而罪”是“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比较合理的理由。我们先说“为仁而过”：

在《论语·里仁第四07》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我们已经有详细的阐释，现在我们把焦点放在——“观过，斯知仁矣”，这是孔子从“过”来谈“仁”的问题，这个思考或角度都是很特别的。“人之过也，各于其党”。哪一类的人，犯哪一类的过，这是很简单就可以推论的。可是孔子他把过错这件事，集中焦点来讨论仁，这是很特别的。

为什么要说观察一个人所犯的过错，就可以知道他仁或不仁？_{【评：其实，透过现象看本质，人人都有这个天赋的能力，因为良知本具。】}关键在讨论，是“为仁而过”或者“为不仁而过”对不对？同样的，孔子品评公冶长，显然有很高的评价，“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罪不罪”不是孔子要作为考虑嫁女儿、选女婿的关键点，公冶长应该有让孔子折服之处，这才是合理的。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有人“为仁而过”，正因为这种“为仁而过”才现出他的仁心仁德，才万古流芳。所以，仁人志士真想有一点成就，一定要有强大而坚定的精神力量，才能“我欲仁，斯仁至矣”，才能“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老祖宗给的就是“仁义”。可以为仁义而“过”，不能为仁义而“恶”。为仁义而恶是“似是而非”的诡论，因为，因源于不仁义的“恶心”是有心之失；源于仁义的“过心”是无心之过，甚至是一种超越。_{【评：为仁而过，甘愿遭受世人的非议，也是一种义勇。这才不是伪君子、假仁义。】}

《论语·为政第二24》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所以，见义勇为就成为壮士、义士的鲜明形象，荆轲刺秦王，家喻户晓。荆轲将为燕太子丹往刺秦王，燕太子丹在易水边为他饯行。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然后头也不回，扬长而去，后人称为《易水歌》。荆轲的价值不在不怕死，而是为义而赴汤蹈火，抱着必死无还的心，这是荆轲为义而亡的升华。所以，有人“为义而亡”，正因为有人能“见义勇为”而舍生取义。

第六篇 内守敬，外行简，是谓德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为政贵简不贵繁。这一章的关键字是：敬、简。

“雍”就是冉雍，字仲弓，孔门四科十哲之一。《论语·先进第十一03》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一章孔子赞美他“可使南面”；《论语·雍也第六05》孔子评论仲弓，以譬喻的手法，说他“骍且角”，肯定他的道德人品。

这一篇的“雍也，可使南面”，一直有几种不同的解释，值得我们来探究。孔子先说“雍也，可使南面”；冉仲弓接着以道家人物“子桑伯子”请孔子评论，从上下文看，应该是问孔子：“子桑伯子，可使南面？”孔子的回答是：“可也，简。”因为话题都是“以临其民”。所以，合为一章比较合理。

由于孔子回答仲弓，只说了一个字：“简”。所以，开启了仲弓的阐论。“居敬而行简”和“居简而行简”，仲弓在这一章中，隐隐约约引出了儒家和道家之间的比较，当然，仲弓是站在儒家的思维与立场来阐述的。听了冉仲弓的一番议论之后，最后孔子说“雍之言然”，对弟子的说法是肯定的。

以孔子的立场而言，他认为冉仲弓有君人之德。言外之意，谁有天子之德，谁就能任事。《孟子·告子下篇》“人皆可为尧舜”；《孟子·滕文公上篇》“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这两章，就是明证。儒家最可敬的思想就是人人都可以当天子，等到《春秋》和《易经》的境界又不同了，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篇》“天下之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易经·乾卦·文言传》“（乾卦）用九：见群龙无首，吉。”人人都是士君子、人人的才德都成龙成凤，那就接近天下太平的境界了。_{【评：群龙无首，呈现群性之美，这并不难做到。只要给大家充分的尊重和肯定，不是各行其是，自由主义，一片散沙，而是率众以正，就可以呈现天火同人之象。】}

在刘向《说苑》一书中，记载孔子和子桑伯子曾经见面，而且是孔子求见子桑伯子，结论是孔子认为道家的子桑伯子太过随性，应该受礼法熏化；子桑伯子则认为，儒家太繁文缛节，应该要去繁就简。冉仲弓刻意锁定子桑伯子这个对象，引起话题，孔子则从道家“以简为贵”搭腔，师生一问一答，你来我往，其实所讨论的，都在治平天下这个大架构上。道家主张“无为而治”，“贵简”不“贵繁”；儒家主张“以礼治国”，“贵礼”不“贵法”。【评：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者，天理也；而天地之道，即至简之道。故在根本处，儒道两家是相通的。】

孔子说“可也，简”，一个“简”字，就已经高度概括道家的政治作为，也涵盖了无为而治的原理原则，十分传神。至于“可也”，是客观的认可，属于还可以的评述。“简”，是简要不繁之意。孔子认为子桑伯子的形象，富有道家的典型，所以回答仲弓之问说：“可也，简。

先秦的政治思想，其实都是“务为治”的，都希望对于“周文疲弊”的乱世提供药方子，为大时代找出一条生路。老子无为、儒家仁爱、墨家兼爱，都有可贵的思想价值。《道德经》第三章：“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智，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就政治思想而言，道家主张清静无为，这个“无为而治”的可贵处，正在发挥它的“无不为”。

道家讲无为而治，是顺自然而无为，子桑伯子是道家之徒，秉要执本，以简御繁，这是道家人君南面的政术；不干预、不扰民，它的作用则有“无不为”的妙处。儒家也讲无为而治，主张为政者恭己主敬，具体做法是分层负责。《论语·卫灵公第十五05》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先说“正南面”，重点在“正”，就是修内圣而为典型，《诗经·大雅·思齐篇》“刑（型）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音讶，治也）于家邦。”这种从做“家的典范”到做“邦国的典范”，正是内圣的“正”，也就是南面的“正”。其次是“恭己”，就是“敬”的态度，“恭”与“敬”都是审慎的意思；若细分别之，“恭”对自己而言，“敬”对别人来说。_{【评：今天的孩子普遍缺乏恭敬心，是因为社会普遍精神坍塌。故从家家户户设明堂，立五尊开始，培养成人的恭敬心，上行下效，孩子就可以学成人的样子。】}

仲弓说：“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是以儒家的观点来扩大解释这个“简”，以来敦临天下之民。“无为而治”是简，强调顺自然；“正南面”也是简，着重止于至善的为天下人的典型。仲弓将“简”定调在实践的功夫，所以说，“行简”。那“居敬”呢？这个“居”同于《孟子·滕文公下篇》“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居”。毓老师说，“居”就是“守”的意思（居天下之广居：守住天下人民广大居住之地）。“居敬”就是“守敬”，恭己不就是守敬吗？以敬守自己的心（本心），以敬守自己之身（行为），这就是儒家的守敬功夫，是内圣的入手处。_{【评：孔子指出的内修之路，平易可行，不需要跑到山洞里闭关，也不必皈依什么上师，就从日常的待人处事做起。】}仲弓的“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把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说得非常透彻！临民之道，就在施惠，贵精不贵多、贵简不贵繁，施惠是讲具体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政治是实惠的，要把复杂的简单化。所以，“行简”，明明白白去做对的事，不用拐弯抹角，也不用矫情干誉。

《论语·学而第一05》子曰：“道（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居敬不是只有戒慎恐惧的态度而已，还要真正把事做好，这才是完全而完美的“居敬”。孔子说“敬事而信”，能履行诚信就是完全落实“敬事”而有成。_{【评：阳明讲的“在事上磨”，就是“致良知”的具体举措。而落实到“致礼乐”，就是尊老爱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道（导）千乘之国”“道（导）万乘之天下”莫非此理。这才是在“礼义”之下，真正能发挥作用的“敬德”，德不是用讲的，德行都是善行的具体结果。毓老师特别借北宋·周濂溪《太极图说》的“主静立人极”，套入说成“居敬立人极”。必须“守敬”才能达到“人极”，如何达到人中之极的境界呢？中国人是从“太极”发想的，太极是生命之元的伊始，这个生命哲学的源头，虽然无法印证，却元亨利贞，透过阴阳合德而造生万物，使万有生生不息，这是元德，故曰元首。

“人者，天地之心也”，学元德、学天德、学地德，学大自然之德。所以，元心、天心（地心）、仁心，三心，一也。学“生”之“太极”，学“生”之“元首”，无私无我，大化万有；在人的世界中，仁德臻乎人极的圣人，就必须是全方位的大人，与天地合、与日月合、与四时合、与鬼神合。“立人极”就得从“守敬”开始，儒家以礼义教人，《礼记》的第一句话就点出“毋不敬”是安民的基础，《礼记·曲礼上篇》“曲礼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这和这一章“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不是隐隐相呼应吗？

在为政的概念上，仲弓提出“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是指内心能守敬，行事能简要不繁，能运用这一套方法以来面对天下黎民百姓，这不是很好吗？仲弓在孔子“可也，简”的基础上，分解成态度与实践两个面向，也就是说在“简德”之外，加了一个“敬德”，这样来面临天下苍生，才行得通。

第七篇 立大本，才能传道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好一个“述”字，数典不忘祖。本章孔子强调遵循道统的传承，并且自谦述而不作。

华夏学问的内涵是从“人性”出发，以人性作信仰，走出人文的道统，《中庸》一开头讲得明明白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中国人一贯传承的“道”，明明白白点出是从人性淬炼出来的，做人要坚持做合乎人性的事，不走违背人性的道路。天有好生之德、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从效法天文、地文、自然文，走出“贵公”的王道。所以，《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从“性智”到“公天下”到“天下平”，这是道统的本末终始。孔子所强调“述而不作”的“述”，就是在坚持遵循这个道统的基础之上。

至于孔子所私自比拟于老彭，我们可以清楚地连接，老彭绝对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形象型前辈，这是“见贤思齐”。从大处的“本”说，“述”就是“述传统”，传统所传莫非“传承道统”，它和“政统”不同，政统时时在变，可是道统不二，立大本只有道统才是正统。

这个“述”最少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诠释：

第一，“述就是遵循人性之大用的道统”：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个天有好生之德的天性，就是天德（含地德）好生。往上讲，最源头就是元德，“元者，善之长也”，就是说元德是一切始生之善，并且生生不已，没有尽头，这是元德。往人的世界讲，就是仁德，从仁者爱人到仁者无不爱也，这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儒家这种民胞物与（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恫瘝在抱的道统观，是遵循元德始生万物而不自恃其至爱的原性。《中庸》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率性就是遵循人性之所发，发而皆中节，并且无所保留，这个“道”就是人性的大用，人性大用的极致，就是圣人的境界。

佛经《佛说十善业道经》第二十四集：“人生为己，天经地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只要有为，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皆可为圣人，它是以人性为本的道统观。天有天性、地有地性、金有金性、木有木性、水有水性、火有火性、土有土性、石有石性、草有草性……天地万物莫不有性，发挥物性的大用，这是天生物性最大的价值。于人而言，正是“天地之生最贵者也”，人人都有责任做好自我实现，理想的自我就是《中庸》第二十二章所说的先做好“尽己之性”，而后扩充做好“尽人之性”，然后做好“尽物之性”，这样最后才能做好“赞天地之化育”，才能做好“可以与天地参矣”的境界。这是“述”（遵循）人性之大用的道统观。

第二，“述就是遵循古圣先贤大居正大一统的道统”：从思想的建构而言，孔子在《书经·虞书》的《尧典》《舜典》标榜帝尧、帝舜、大禹一脉相承，选贤禅让；孔子《春秋》取鲁隐公以让心即位为《春秋》系年之始，这种“隐为桓立”的精神，也是“以公不以私”的让位情操。正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核心价值的具体作为。我们看看《礼记·礼运篇》的大同精神：

这是《春秋》从“大居正”思想，“政者正也”而止于至善的大同境界，讲到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而致太平的境域，这是“述”（遵循）中华文化“大一统”的道统观。

不作，就是遵循传承的道统，不妄自创作。《论语·述而第七19》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孔子谦称自己不是“生而知之者”的上智之士，顶多就是学而知之者，这是希圣希贤的态度，他就是念兹在兹的好古敏求；同样在《述而篇》，他又说了一句相似的话，《论语·述而第七27》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不必去深究论辩孔子是“生而知之者”或“学而知之者”，这没有实质的意义！

我们要努力自我沉淀向孔子学习的，是他在《论语·述而第七19》说自己是“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是他在《论语·述而第七27》说自己是“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如果圣人是自性而圣，贤人是自性而贤，孔子谦称自己无法像圣贤的自觉其性，自悟其性；《中庸》第二十一章：“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不能自诚而明，也要自明而诚，诚则明，明则诚，最后达到的境界是一样的。

《中庸》第二十章：“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这就是孔子“述而不作”的真功夫，是我辈学习追随的典范。_{【评：“立志”，前提是“立信”。信什么？信“圣人之心”人皆有之，在家天下的时代，这个话不敢公开说；如今，民智大开，可以鼓励大家都能回归生命的本源，不走宗教的路，不走商业主义的路。】}

第八篇 天下是让出来的，而不是争出来的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这一章的关键字是：让。

这一章是讲泰伯让位的佳话，泰伯的父亲是古公亶父（音胆府），周朝的先祖，后来周武王追尊为周太王。古公亶父生有三子，长子泰伯，次子仲雍（虞仲），三子季历（后来周武王追尊为王季），季历生子名叫昌，后来通称为西伯昌，即周文王（这还是周武王所追尊）。季历贤德，后来生西伯昌，天资聪颖，在众子中，古公亶父特别喜欢他。

按照家天下制度，周代以嫡长子作为帝制传承的依据。泰伯知道周太王欲立季历，以传其子昌。只有泰伯、仲雍两兄弟同时让出，才能真正完成让位，遂与大弟仲雍奔往荆蛮，于是周太王（古公亶父）乃立季历。让弟是让贤，这是了不起的举动。泰伯自号句吴，为春秋吴国的始祖。这是泰伯让位的至德，德必须有具体善行的结果，才叫作德，有至德故有至善，大人之德的最高境界就是止于至善。所以，太史公编撰《史记》将吴太伯让位列为《世家》第一。

同样地，伯夷是商纣王末期孤竹国君主的长子，弟仲冯、叔齐。伯夷是嫡长子，孤竹国君主临死前却指定叔齐为继承人，悖离传统嫡长子继承的宗法制度。叔齐不忍心与伯夷争夺君位，伯夷也不愿违背父亲的意志。后来伯夷和叔齐双双出走，听说西伯姬昌善待贤达老者，遂前去投靠，离开了孤竹国，王位就由大弟（中子）继任。西汉·司马迁将伯夷事迹列在《列传》第一篇，同样是表彰伯夷的让德。当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仲雍”“叔齐”的可贵。

《书经》是一部重要的典籍，《书经·虞书》先讲帝典——《尧典》《舜典》，尧禅让舜、舜禅让禹，标榜的价值无非就是让贤之德。从可以查考的信史开始，中华民族都是家天下的制度，天下都以“争”打来江山的，不是以“让”传承来的。所以，儒家《书经》这部经典首先提《尧典》《舜典》，这个“禅让”的思想自然是有针对性的。《论语·里仁第四13》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孔子这话说得很郑重，也说得很沉重。

“至德”这个词，在《论语》中出现过三次：

这一章是说泰伯有至高的德行，他的道德好到了极点。有治而无乱之德曰至德，有治而无乱之道曰至道，至道必从至德而来，有至德而后有至道，有至道而后有至善。所以，《中庸》第二十七章：“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是内圣之功，至道是外王之业。天无私覆，地无私载，这是天地好生的大德。法天法地法自然万象的大人，追求的无非是如天无不持载、如地无不覆帱的大德。《易经·乾卦·文言传》释九五：“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天地合就是“大人”的“至德”。有了最高的德行，才能成就最高的大道。就步骤而言，先修至高之德，才能凝结至高之道。《中庸》第二十七章：“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至道”，于人世而言，不就是“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的道理吗？简单说就是一部《大学》的精华。

家天下的“大人世及以为礼”，无论是宦官之祸、外戚之祸、党锢之祸……纷乱大多是为了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而争而斗，而掠而夺，代代离不开这个铁则。结党营私、政权倾轧、天下流离失所，以致国失朝纲、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这些都离不开争权夺势、利益纠葛等。两千五百多年过去了，家天下的政体瓦解了。可是人类并没有彻底解决人性的沉沦，人类并没有减少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贪图。

“让”，在今天有价值吗？放眼当今世界，新的或旧的列强，鲜有道济古今的襟怀、鲜有国治天下平的担当。更多的是兼并天下以图自己国家的利益。合纵连横没有少过，拉帮结伙，用心所至，几乎都是国际上的阴谋算计。当中华民族如飞龙腾升之际，天下一家的文化思维，仍然十分时髦。“以鲁当新王”，期待“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这种因其国而容天下的雅量，这种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至乎夷狄进至于爵，远近小大若一的大一统思想，不正是调和当今天下的一剂良方吗？“让贤”与“包容”不正是人类走向和谐的康庄大道吗？让一让、融合融合，也是人类必须思考的大问题。_{【评：止于一，就是回到大生命的一体感，当然就有容乃大，当然就懂得礼让和退让。一个“让”字有大美！】}

近期连载，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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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典，需要有德行的老师引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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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图片来自林明进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