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日志2025年7月10日星期四
昨天上午主课，本想对凌丽阿姨做一个访谈，但阿姨一早起来血压高，就请她休息，别太累着了。来日方长，今后凌丽阿姨若能常住玉泽园，有的是机会和孩子们聊她的故事。
凌阿姨说自己的故事和爸爸妈妈的故事太多了，说不完。我在读她整理的《风——凌子风自述》，以及她写的《爸爸背后的菊子》时，有深切的感受。主课时，我就请孩子们轮流朗读书的片段。
《爸爸背后的菊子》是2013年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非常难得的是，保留了对“文革”的一些回忆。目前，出版政策收紧，关于“文革”的内容一律不让谈——作为一个资深出版人，对此我个人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在意识形态领域很容易被境外势力利用和操纵。但历史不可以遗忘，我们的父母以及我们的长辈的历史就是我们此生的背景。若对此毫无所知，一个人的成长是没有根基的。
“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孔子的这句话太棒了！人的过往都是“委屈”的，难免犯错，难免摔跟头，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难免走弯路，但没有关系，面对未来，我们依然充满信心，“明天”永远是光明的开始。
主课上，我有意请孩子们读关于“文革”的几个片段，孩子们大概闻所未闻，而这就是新中国走过来的路，无需回避。百年以来，我们“反传统”，深深地陷入西方意识形态的思维惯性，无论是“左”，还是“右”，总之回到“中道”是非常不容易的。
下面摘录《爸爸背后的菊子》一书的部分片段，供同学们参阅：
◎《我在石家庄出生》
1947年3月，爸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9月，父母奉命前往东北电影制片厂接受新的工作，途中妈妈临产，于是，他们只得在石家庄停留下来。
爸爸被任命为石家庄市电影院总经理和石家庄电影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主任。在此期间，他挖掘和争取了大批民间艺人，新中国成立后许多成绩卓越的艺术家都是从这里成长起来的。
1948年的秋天，我出生了。那是一个秋阳灿烂的时节，满地的菊花在凉爽的北方大地上顽强地盛开着。爸爸看着遍地菊花，为我起了小名——菊子。这个名字其实已经预示了我一生的命运，那就是：我不可能是富贵的牡丹，也不是温室中的水仙；我只能像菊花一样，不畏严寒，在秋季干燥而清冷的空气中，绽放最艳丽的色彩，顽强地、乐观地在艰难环境中怒放。父亲生前为我专门画了一幅菊花与荷花的大写意国画，并为画题词：
戊辰之秋为菊儿做荷菊两花，虽一水一陆概属菊性格。
画作一幅不为不可也。——子风
至今，这幅画仍旧挂在我的书桌前。
◎《幼儿园的孩子》
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我是幼儿园的孩子，我们这样家庭的孩子都是在幼儿园长大的。我们全家回到北京后没两年，爸爸又被派去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工作。那时，妈妈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我和弟弟就上北影厂的幼儿园，姐姐就住在柳树井的奶奶家。
我记得住在北影厂的宿舍里时，陈强伯伯是我们的邻居，他家的佩斯特别淘气，老被他爸爸训斥。
站在我们家的床上，我可以从后窗望见张平叔叔家的门窗，我隔着窗户喊他们家的女儿：“张小萍，快过来，到我们家来玩啊。”我们经常这样打着招呼。
童年的生活，仿佛很简单，我不记得我有玩具，也不记得有没有和父母一起去逛过公园。爸爸妈妈实在太忙了！爸爸回家的时候，为逗我们玩，就给我们耍活宝。爸爸会耍空竹，空竹抖上天空又被他接住；他能把自行车的前轮抬起来行驶，就像演杂技一样；爸爸还能用报纸卷成一根大棍，上面点火，下面放在鼻子上，保持纸棍不倒。
看着爸爸耍这些游戏，我们又是跳又是叫，但是这样的光景实在太少了。
爸爸的回忆录上这样写道：我上中学时也买了辆自行车，平时我喜欢和黑松的儿子骑在车上练车技。我还跟黑松的儿子学了两手车技，骑着骑着就把车往前一推，身子往上一跳，跑着的自行车就从自己的裆下跑出去，然后再去追上空跑的车子，抓住车把一跳又跳到车座上骑起来。我学了好几手玩车耍车的技术，直到五六十岁了，我还可以倒着身子骑车。新中国成立后听说黑松的儿子就是国家杂技团中有名的车技表演专家，经常出国演出。
那时，我还小，每次爸爸从上海回北京的时候，我都会特别仔细地打扮自己，带上珠子啊、头巾啊，把头发精心地梳起来，欢迎爸爸回家，爸爸总叫我臭美妞儿。其实，爸爸特别注重仪表，是个爱美、讲究穿着的人。他夏天从不穿大裤衩子、短袖、凉鞋，冬天从不穿厚毛裤、毛衣、大棉袄，他总是穿得笔挺，显得特精神、特帅。
他对我们做儿女的影响很大，我们家里的摆设永远散发着舒适、高雅的艺术气息，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拍出特别美丽的影像。
◎《“我的字典里没有‘难’字”》
父亲常说：“在我的字典里没有‘难’字。”即使是在“文革”最困难的时期也是如此。
父亲在他的回忆录《心灵散步》中讲道：“我对挨斗挨批、被抄家、住牛棚、劳动改造开始莫名其妙，干了几十年革命，突然成了反革命，成了黑帮了，我相信那种日子长不了。但是日子确实是一年又一年，天下大乱，每个月只给我十二元生活费，吃咸菜窝头我并不觉得怎么样，过去吃苦多了，劳动种田我不怕，我早就会干这一行。可是十年的日子不算短，难道革命真要完蛋了？我想，除非我死了，只要我活着，我走街串巷修理桌椅板凳、焊洋铁壶也能养活自己，也能活着，我什么都不怕！”
无论在战争年代、和平时期或是“文革”中，我们从父亲那里感受到的总是一种自强不息的活力，他从不气馁，也极少无谓地抱怨。
面对社会的功名利禄，他更崇尚人性中自然、善良、纯真的方面，他关注更多的还是理想中的世界，他心中向往的仍然是素朴、自食其力的美，逆境或荣耀都不曾改变他的初衷。在这方面我的母亲与父亲是相像的。他们对生命充满热情，对人满怀善意，无论外界有什么变化，他们始终如一。他们的标准与世俗利益相差甚远。父母内心深处的这种共鸣，也是他们能够携手共度四十年风风雨雨、闯过道道生活难关最重要、最深刻的原因。
“文革”中父亲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电影拍不成了，平日的生活十分艰难，但他并没有心灰意懒，也没有对生活失去信心。
◎《“五七干校”里的爸爸》
爸爸手很巧，在团河“五七干校”，冬天看大家没有热水洗脸，他就给每个屋子砌一个灶，安一个小水缸。小水缸的水总是热的，劳动一天的“黑帮们”，每天都可以用热水洗脸、洗脚了。他给大家解决了生活的困难，这可不是组织上布置的，是他自己发自内心的对同志们的关心和爱。
“五七干校”有个修理车间，造反派让爸爸在这个车间干活，他干得如鱼得水。后来，干校好多活离开爸爸都不行，爸爸做了“切菜机”、“割鸭食机”和电磨，爸爸做的烧水壶拿到县里可以卖九块钱一个，还有冬季火炉的烟筒、炉灶、推土车……都是爸爸亲手制作的。推土车上还写有“凌子风制造”的字样。
所以“劳改”时，爸爸比别的人自由，他在车间干活，有时要坐大卡车回北京城去买角铁、铁管子、焊条……可以在城里住上三两天，爸爸说：“我干吗成天皱着眉头？我没像别人在受活罪，批我，我就低头听着，回到修理车间就是另一个人了。我这个人不大容易像人家，痛苦起来不能活；我什么都见过，都尝过。”
◎《我们离拍电影很远》
凡是和爸爸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的风趣，电影演员刘晓庆就对我说——你父亲真好玩，但身为女儿的我却永远对父亲充满崇敬之情。尽管我个子比爸爸还高，但在我的眼里，父亲永远像棵高耸挺拔的大树，实在太高大了。
很多人觉得我父母是有名的电影界人士，他们的子女当演员应该很容易，可是当演员这件事，我连想都没想过。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和姐姐只在爸爸拍的电影《春雷》一片中扮演过一个没有一句台词、没有一个名字、一闪而过的群众小演员。这是我们姐妹唯一演过的角色。后来，在音乐学院附中，我和班里的同学演过电影《花儿朵朵》中的群众角色。之后，我再没有参加过任何其他电影的拍摄。
妈妈曾对我说过：“你不能演戏，你太高了，没有人能和你配戏。”的确，妈妈当年演《赵一曼》的时候就因为一米七的个子，与她配戏的男演员都不得不穿高跟鞋。而我有一米八，弟弟一米九三，在那个年代，我们这样的个子当然是不适合当电影演员了。
◎《“你可给我们中国人出了一口气”》
爸爸很少表扬我们，这反而激励我们努力做得更好，来赢得爸爸的夸赞。我记得爸爸一生只对我做的两件事表示出特别的赞许。
一次是1972年我在北京女排当运动员的时候。那年正赶上日本女排访问中国，12月 14 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比赛时，我作为北京女排的非主力队员参加了。那一场球赛，爸爸妈妈都去看了，这也是他们头一次看女儿打比赛。比赛一开始，日本队员的喊声震天响，上场又跺脚又拍手，我们那时哪见过这阵势，第一局打下来我们以0比15负于日本队，第二局打下来又以1比15负于日本队。
我急了，多次求战。教练说：“大丽，你嗓门大，你上场！”我当时只想打击小日本的气焰。我一上场，也不管什么线路，打一个球，就大喊一声“嘿”，真是歪打正着，这一局我们拿下了13分。虽然这次比赛还是输给了日本队，但是，这是他们此次在中国访问比赛时输球最多的一局。
比赛一下来，爸爸妈妈就对我说：“你可给我们中国人出了一口气。”也就是这一场比赛，奠定了我在北京女排的主力位置。我在北京女子排球队整整打了十年。
◎《爸爸向我的声乐老师鞠躬》
爸爸第二次肯定我，是在1991年。
我28岁从球队下来后，开始业余学习声乐，这对一个学音乐的人来说，已经不年轻了。当学到第十七个年头时，我已是43岁了。1991年国家体委举办了新中国优秀运动员卡拉OK比赛，A组是世界冠军，B组是全国冠军，我分在B组里。那一次又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决赛的时候，我请爸爸去看，当时我并不知道爸爸坐在哪个看台，但是我总是冲一个方向唱，也许是唱得太投入了，我没有发现看台上的爸爸。等唱完了，我才发现爸爸正是坐在那个方向。我兴奋极了，跳起来向他招手，让他坐在靠近舞台的位置。爸爸摆摆手拒绝了。评委都是爸爸的老朋友，他不愿意因为自己影响比赛的公正。
当评委宣布我是第一名的时候，我在场地上把我的声乐老师黄淑华指给爸爸，爸爸站在看台上向黄老师深深地鞠了三个九十度的大躬。我当时热泪盈眶，能得到爸爸的肯定真是太不容易了。
爸爸对我说过：“我们的路是自己走的，你们的路也要自己走。”我家姐弟三人，一直是这样做的。
◎《重新认识父母》
找重新认识自己的父母，是在他们离开人世之后。尤其是父亲去世之后，我才意识到我的父母是这样的了不起，对中国电影事业做出如此大的贡献，我更加崇敬他们。
父亲去世这十三年来，我采访了爸爸妈妈生前的老战友、老同事。我与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有关专题组的朋友们拍摄了十几期父母的专题，并写了大量的文章纪念我的父母，为了让人们不要忘记这一代老艺术家们创业的功绩。我们国家的文艺发展能有今天这样的繁荣，是爸爸妈妈那一代老革命艺术家们奠基起来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我的母亲为了父亲能在中国电影事业上施展他的才华，毅然放弃了她电影明星的生涯，而父亲在从事电影事业的四十年中（除去“文革”的十年），共拍摄的电影就有十八部，其中担任艺术指导的一部，译制片一部。前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父亲是译制导演，片中还有父亲的配音呢。在影片《春桃》中，父亲还演了一个角色，《骆驼祥子》《红旗谱》《李四光》等影片也都有父亲的身影。作为电影艺术家的儿女，我们在父母去世后仍可在他们饰演、导演的影片中看到父母生前的音容笑貌，这真是件幸事。
父亲延安时期的老战友、著名歌唱家王昆在谈到父亲时说：“他很辉煌，他很灿烂，他很光彩，他的一生都发着光。”这段话的确可以用来概括我们父亲的一生。
改革开放后，1985年至1999年父亲逝世前，除了1989 年拍的《春桃》和1991 年他的最后一部影片《狂》外，八年中没有其他作品问世，这对改革开放后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有着“电影人”之称的父亲来说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记得弟弟从法国回国后，曾谈起可否与父亲共同拍摄一部影片时，父亲一口答应。但我分明也看到了父亲兴奋的眼光中，流露出了难以言说的淡淡无奈……
如今，父母双双在天堂俯视着这个变化万千的世界，作为他们的儿女，我们依旧在认真、积极、快乐地生活着。
【夸父班同学日知录选编】
◎今天对玉泽园作最后的大扫除。不知不觉间，一年的时间马上就过去了，对这个道场也渐渐有感情。因此今天打扫的时候格外用心，而且做这些事都很自然。
◎今天晚上，看了电影《中华女儿》。最终，那八个女孩，为大部队断后，走不掉了，她们就毁掉了自己的枪，投江自尽了，与其被敌人污辱，不如爽快一点。这就是中国人的血性。
◎早上主课上我们共读了凌丽阿姨的书《爸爸背后的菊子》，情真意切！这是中国人该有的情义！父子、母子之间就可以见到这份大情大义，感人至深。因此我们是讲“大情大义”的，没有父母，没有你此生做人的机会，没有先辈们的前赴后继，就没有今日新中国发展的可能，故这是最基本的道理。
最近大部队即将开拔，大禹班的同学们在值日学习过程中很积极，很主动，颇有感触。走到哪里都要保持一份清明，特别要感恩一路走来的师长和同学们。时在变，一代人有一代人要做的事，但我们生逢其“时”，要见到光明，要见到希望，“做一个堂堂正正、光荣自豪的中国人！”
祝福中国！感激不尽！
（中霖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