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日志2025年7月8日星期二
昨天上午九时，去万寿路甲15号，拜访中央音乐学院退休教授陈复君老师。陈老98岁高龄了，但身体很健康，耳不背，讲话中气十足，而且至今每天写日志，还在翻译俄文的音乐理论书籍。
听陈老谈她的人生经历，十分感动！陈老12岁就读于陶行知先生创办的重庆育才学校，17岁去了延安鲁艺。她的人生，跌宕起伏，是一个巨变时代的缩影，就如陶行知所言：“生活即教育”，是这个大时代的生活让陈复君老师得到淬炼和洗礼，成就了这么一位豁达有智慧的老奶奶。
陈老总说自己是幸运儿，尽管从她送我的自传中，能了解到她经历的诸多磨难和艰辛。陈老思维敏捷，口齿清晰，她用了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将自己主要的经历都说了一遍，所以，我在下午回冀州的火车上，读她的文字，都能一一对应起来。
譬如，谈到育才学校：
1939年6月，保育院忽然来了两位年轻人，据说他们是一所名叫育才学校的老师，他们是到保育院来招生的。那时已有一些年龄较长的同学陆续离开保育院到地方中学去上学了，却还没有见过到保育院来招生的。考试的方式很奇特，老师把所有的同学集合在操场上，让大家一起唱歌，他们在每个人面前走过，时而把某一个同学叫出队列，最后把这些被叫出的同学带进教室，再让他们一个一个地唱一首完整的歌，我就是被单独考试的学生之一，所谓考试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不久，保育院通知我，我被育才学校录取了，与我同时录取的还有一位同学叫彭桂馨，她比我年长，与我同分配在音乐组学习。从此我的生活又进入第二个转折点，这是决定我一生走向的极其重要的转折。
我入校之后，不久学校又到保育院去招其它组的学生，我找到负责招生的老师，恳请他把与我相依为命的二姐也招来。可惜的是此时我二姐已转去成都上中学了，十分遗憾，从此我们沿着不同的轨迹走上了不同的生活路程。
育才学校是由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一所私立学校。这是一所专为穷孩子办的学校，它的特点是从入学起即开始分专业学习，全校共分六个组：音乐，戏剧，文学，绘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后来又增加了舞蹈组。学生的来源主要是保育生，还有极少数是共产党和知名民主人士的子弟，如后来成为共和国总理的李鹏是共产党烈士之子，他是社会组的学生，还有杨尚昆的外孙女刘幼雪、刘晓的儿子罗坚、田汉的儿子田大畏、阳翰笙的女儿欧阳小华、儿子欧阳小修、王若飞的表侄黄晓庄、王昆仑和曹孟君的女儿王金陵，以及一些地下共产党员的子女，如武兆令、任克等，后来还招了少数当地的学生，办了普通班。
老师大多是共产党员，同时他们又是很知名的专家，如我们音乐组的主任著名作曲家贺绿汀、常学镛（任虹）；戏剧组的主任戏剧家章泯、舒强、水华，文学组主任诗人邹绿芝、艾青、陆维特、魏东明、冯兰瑞；绘画组有陈烟桥、张望；舞蹈组主任舞蹈家戴爱莲、吴晓邦；社会组程今吾、孙铭勋、廖意林、苏辛涛；主持教育行政工作的如教导主任方舆严、帅昌书、以及戴伯韬、王洞若等都是与陶校长长期合作的老共产党员，廖意林还是延安专门派来主持校内秘密党支部的，这些情况当然是我们日后才知道的。
在这个学校里师生的关系很不一般，我们亲切地称年轻的老师为大哥大姐，称年长的老师为先生，他们对待我们也的确如父兄。在这里，我们不仅学专业知识、学文化，同时也奠定了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在这里我们接触了共产党人，初步认识了共产党，从而奠定了我们的人生走向。进入育才学校，这是我一生极其重要的转折点，我深深地感到我是命运的幸运儿，我永远都要感谢陶校长，感谢把我选入育才音乐组的常学镛大哥，感谢学校五年的教育培养，我深切地意识到，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对此永世感恩不忘。
有人说育才学校是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陶校长创办学校的宗旨是：“引导学生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团结起来做自觉觉人的小先生；团结起来做手脑双挥的小工人；团结起来做反抗侵略的小壮士。”许多教学的理念都是以延安的教学为蓝本，教学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因此国内的进步人士称我们学校为国民党统治区的“小延安”和“小解放区”，同学中后来不仅许多人到延安及各解放区直接参加了革命，有的甚至为尽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几十年过去，实践证明，育才学校的教育是成功的，许多同学在各种不同的岗位上做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更加令人感到骄傲的是，育才的同学中，没有出现一个反革命，一个坏分子，这是可以告慰陶校长和各位老师的成果。
譬如，谈到“文革”开始前后，小儿子“豆儿”的出生：
1967年5月3日，在如此混乱的日子里，我却顺利地生下了我们的小儿子豆豆（金钺）。我们盼了二十年，戈儿找我要个妹妹要了二十年，如今她早已做了妈妈，而我在这时才给她生了一个小弟弟，竟然比她的儿子毛毛还要小四岁。这本来应当是件天大的值得庆贺的事，但是，儿子生不逢时，金城【注：金城（1906年－1991年），陈复君老师的丈夫，原名金树栋，浙江诸暨人。1937年到1947年，金城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科长、交际处长。1948年以后，他一直在中央统战部工作，先后任副秘书长、副部长、顾问。著有《延安交际处回忆录》】已自顾不暇，但他在被批斗的间隙，仍然偷偷地为小儿子重新油漆了买来的旧钢丝摇床，用旧床单染了色为儿子做了挡风的帘子。
终于在将近四十岁时生了个孩子，但长时间以来，我并未因为我没生育而感到多么遗憾。两个孩子在我身边长大，我没感到有什么缺失。但我老头自认为他的三段婚姻中和我感情最好，我俩如果没有一个孩子，将是他一生的遗憾。由于他的工作性质，能接触许多大医学专家，我才能在全国首屈一指的妇科专家林巧稚十余年的长期治疗下，加上中医大师钱伯暄的辅助治疗，在最不可思议的动乱的1966年，在我们结婚将近二十年时怀上了豆豆。
这真是天意，人们都说是我好心有好报的结果。那几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俩聚少离多，而1966年更是一个十分动荡的时刻，做梦也不会想到会在这个时候怀上孩子。后来我常笑说，我是抢了个合适的时间怀上了孩子，过了这个村就再也没这个店了。待金城被隔离后放出来，我已经45岁，金城的身体已基本垮了，何谈再生孩子？!
由于我的经期极不正常，我的预产期完全是靠林大夫的经验预测的。在初怀上时，我自己都不大相信，不敢对人说，怕万一不是会被人笑话我想孩子想疯了。开始有妊辰反应后我去看病，林大夫为我做了一个快速尿检，她告我从结果看，不是怀孕就是快来月经了，为了准确起见，又做了一个青蛙试验。一周后我去看结果时，林大夫激动地举着化验单告诉我：“怀上了，怀上了，赶快保胎。”她的这一举措是非常英明的，后来我果然在骑自行车时被串联的学生撞倒而摔跤。那时公交车几乎停运了，可我作为走资派还必须每天去学校，只能骑自行车。林大夫真是有先见之明，若不是林大夫的预防措施，豆豆可能真的就没有了。摔跤后我心里确实很忐忑，我不敢告诉任何人，自己回到家躺在床上等待不幸的发生。老天爷很眷顾我，躺了一天，什么也没发生，我熬过来了。林大夫知道后劝我别再骑车了，毕竟我怀上这孩子太不容易了，但不得已，我仍一直骑到怀孕七个月。
由于整个怀孕期都是在紧张动乱中度过的，心情一直不好，正因为如此，我甚至没有心思留下一张大腹便便的照片，这是我一生深感遗憾的事。我一直很担心会生一个不健康的孩子，生产的那天，正巧有一个产妇生了一个六指小孩，第一天豆豆抱来，我急忙透过襁褓摸摸他的小手脚，没有问题，放心了。
为生豆豆，我住了两次医院。4月底，按照林大夫的计算，我的预产期应该到了，林大夫让我住院，她做了两手准备，最好自然生，万一不行，随时可以改剖腹产，为此金城提前签了字。在产科办公室的小黑板上，在我的名下写的是“高龄初产”，要特别关注。住了几天医院，做了产前的各种检查，林大夫认为我的各种指标都很正常，可以先回家待产，一有征兆，立刻住院，于是我又回家过了“五一”。
5月3日早晨，突然破水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事，因为如果羊水流完，孩子会窒息。我们不懂，还慢条斯理地在家吃了早点。到了医院，不再让我走路，直接被抬进产房。幸亏那天侄女元子在家，她陪金城送我去医院，金城不能久留，他还要回去接受批斗。好在林大夫有职业道德，她有一颗爱心，她全然不理会什么“派”，什么“分子”，接到金城的电话后立即到医院来看我，指导为我接生的大夫。幸运的是，那天生产的只有我一人，到下午三点多，我顺利地生下了我们的小儿子豆豆，而一直陪伴在我身旁的只有我的大姐，后来接我出院的也是大姐，金城只在儿子出生后来看过我一次，待了不到半个小时，他真的是没有办法，身不由己，我懂得。
儿子出生时我和金城的年龄相加正好一百岁，他4月刚刚满61岁，而我正好39岁半，人们玩笑地说儿子应该叫金百岁，而我们给儿子取名豆豆，源于我的愚蠢想法。文化大革命中，我感到金城为什么会当了走资派，是因为他太软弱，有些事明知不对，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也就是所谓斗争性不强。毛主席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我认为与人奋斗，也其乐无穷，因此给儿子的大名是金閗（现简化为斗），小名叫豆豆。这里还有一层道理是因为姐姐的大名叫戈，小名叫狗，哥哥的大名叫矛，小名叫猫，大小名均是谐音（这里要说的是，金城原来给戈儿取名渊，意思是希望女儿深厚一些，矛儿的名字为岳，期望他宽广些，但金城的诸暨话很难把这两个字区分开来，于是干脆以小名的谐音取名，故改为戈与矛）。但是豆豆的大名最终没有用斗斗，这是因为造反派说我们取这样的名字是“反攻倒算”，是记“变天账”，于是后来小名仍保留为豆豆，大名为钺，这也是随着哥姐的名字均是古代武器这一条线，这是后来征求了我们学校老教授廖辅叔的意见，由他定夺的。
在医院的那一周，在产科病房里，完全没有文革的气氛，在那里只有孩子。我很幸运，生产后一切都很正常。我有个特点，从怀孕开始，一切按医生的医嘱做，因此我的一切都很顺利。产后不几天我就有奶喂豆豆，医生说，自己喂奶，孩子至少在半年之内不会生病。果然，豆豆一直很健康，在那样困难的日子里，他没有给我们增加任何困难。好在那时金城还没有停发工资，因此我的月子做得很好，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医生早已说过，我只要生个孩子，身体会更健康。后来林大夫曾打趣地说，自你生孩子以后，我们的产科学都要重写了，看来，我的确是打破常规了。
但毕竟是在文革最动乱的时期，精神仍然是紧张的。虽然豆豆出生后已不再抄家了，但金城仍没有自由，他随时会被叫走，有时正抱着豆儿，一个电话就得把儿子慌忙放下，赶紧去迎接无法预料的事。他没有更多的精力照顾我，只有每天晚上，为我准备好一杯用奶粉调好的巧克力奶，待我半夜喂了豆儿之后，自己冲上开水就可以饮用，他可以不用起来照顾我。
我的月子是完全按照中国的传统坐的，整整在家关了一个月，甚至没有下楼。大姐为我到处去买好吃的，我吃的非常多，每顿能吃一小锅小米粥，油腻腻的蹄子汤，我也吃得有滋有味，弄得金城都吓一跳，因为他知道我是从来不吃肥肉怕油腻的，其结果是我的奶汁非常好，完全能满足豆儿的需要。
这一个月在我的字典里只有儿子，没有“文革”。
回忆录的末尾，还附了两篇不同时期对陶行知先生的纪念文章，也非常感人！
附文一：《哭老夫子》
到延安以后就从来没有写过一封信给老夫子，有时候很有想写的意思，然而当我提出来时，爷爷说：“陶先生一天到晚多忙啊！假使没有什么必要的事还是不要打搅他啊！”于是常常当我想起来要写时，都不自觉地又想起了爷爷的这句话，但有一天，想和老夫子说说话的念头强有力的占有了我，我向一位正踏进我的窑里的同学打听着如何能寄一封信给他老人家的办法。
然而谁知道呢？当我带着一个愉快的胜利工作后的心情回来时，我却得到了这样一个最恶劣的消息——陶先生死了！眼泪不自禁地流了下来，那不是懦弱的，那应该是最亲切的泪啊！在这样的情形下，假如你不是十分麻木的话，一切曾经和他接触过的时日，那些对于你的话语的声音，会毫不隐藏地清晰的呈现在你的脑海里。
一九三九年，老夫子辛勤策划而开办了学校以后，那也就是我开始领受陶先生教育的时候，到现在，已经整整地七个年头了（七月二十日是学校创始的一天），因此，对于老夫子的印象是不能够被模糊的。
记得那已经是春天过去，夏天已经来到的时候，整个重庆城里和乡下都在闹着米荒，而学校里因为一直被官方（伪教育部）敌视着，除了陶先生的朋友以外，我们不能得到另外的收入，米价一天一天的暴涨，对于学校这是一个重大的威胁，眼看着一天两顿比较干的粥都已经成为不可能了，怎么办呢？四百多双眼睛都在望着他——向着我们亲爱的老夫子！
平日对陶先生的事业反对的人，在这样的情形下正好说几句他想说的话了：“何必呢！这样热的天气，又在这样坏的条件下，为了那些肮脏的小讨饭们，到处奔波，为他们向人们乞讨，有什么意思呢？何苦呢？……”,“用这样的时间去干别的吧！你是国内有数的教育家，有更多的事等待着你呢！”
米更厉害地涨着，稀饭已经变成米汤了，然而，你听得见一声埋怨吗？不！我们懂得，这算得了什么？不能再给老夫子增加痛苦了！老夫子提出来了新的口号：和米价赛跑！关于米的诗的语言也写出来了：“山东的武训先生是一个乞丐，都能办三个义学，难道我陶行知是个留学生连一个育才学校都不能继续办下去吗？为了米，学习武训，各处磕头吧！不能让小孩子们感到失望！”
于是，七年来最大的难关，在愉快与团结的情形下渡过去了。我们并没有让那些家伙们中断了我们的学习。“我们的老夫子是不会那样的！”这便是我们向那些挑拨者吼出的话。
反动派的家伙们，总想用一切方法阻碍学校继续办学，然而，真理是不可战胜的，事实胜过雄辩，“育才”开始在很多人的嘴中被赞美着，一切都更活跃起来，尤其是我们音乐组，连国民党老爷们在欢迎外宾的时候，也不得不丢弃了堂堂的教育部国立音乐院的少爷小姐们，来请我们这个穷的私立学校的难童们。
是冯玉祥先生主持的星期聚餐会，那一天，我们被邀约去参加几个音乐节目，《你这个坏东西》，这首骂那些贪官污吏和囤积居奇的大官僚和奸商的歌，似乎替这些民族资本家们出了一口气，因此，当先生宣布育才准备建筑一个剧场而需要经费的时候，“我捐全部木料”，“我捐全部电器设备”，“我捐×万元”，“我也捐×万元”……老夫子坐在一个角落里高兴得合不拢嘴。本来，每次音乐会后的宵夜只是每人一碗面，然而今天，老夫子下着命令说：“今天你们自己随便吃吧！高兴吃什么就叫什么，钱不够开支票！”老夫子和大家一块，每个人都吃了个满肚而归。
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他为了自己而请我们高兴地吃这一顿饭吗？
反动派是无理由迫害我们的，我们用老夫子教育我们的成绩，铲除了一切的障碍和困难！
有一个人听见我说陶先生死以后对于伙伴们的威胁的恐怖后说：“唉！这比死了娘老子还要不得了啊！”是的，有什么能和这相比的呢？我很自然的想起了我的那些曾经一起学习、生活，曾经一起长大的伙伴们，我仿佛听见他们的哭声，我仿佛也看见了他们的泪容，有什么可以代替这些呢？除非没有永别，然而，亲爱的陶老夫子却真正地永远地离开我们了！我又记起一位朋友的一句话：“不要说你是陶先生的学生，和他有过很长时间的接触，即使是我，从来没有见过面，我也难受得很，更多的人都在伤心呢！因为他不仅为你们而奔波劳碌，他更为了广大人民大众，为了争取民生。他是受人民爱戴的啊！”
是的，除了反动派，有谁不承认这个事实呢？
我遗憾我不曾写下我的那封信，而让它在我想不到的情况下变成一个永远使我哀痛的记忆。多么意外呀！我竟不是在给您——我们的最敬爱的老师写着信，而是在这个暗淡的灯光下写出永远追念的词句！
安息吧！先生，我深信，您的死，将使我们的母校更加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是的，我们将团结得像一个巨人一样，在任何大的暴风雨之下，仍然站稳自己的脚步。
不用担心！您的事业会由无数人来完成，您所致力的民主事业，一定会获得成功，我们将和你一样深信它的成功。
原载于《延安解放报》1946年8月13日
附文二：《感恩——纪念陶校长诞辰120周年》
每个人一生中都会有几个关键的人物应当终生对他感恩。对我来说，最最重要、最最应当感恩的，就是我们敬爱的陶行知校长。无法想象，如若没有陶校长，如若没有他为我们这些穷孩子创办的育才学校，我们的一生将会走的是另外一条什么样的路呢？
我出身在一个中学语文老师的家庭，留在儿时记忆中的生活还是幸福的。但是，在我8岁时，父亲因患肺结核病而猝然辞世，时年38岁。家里的顶梁柱倒了，母亲是家庭妇女，带着四个孩子，终日以泪洗面，生活变得十分艰辛。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国共合作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总会，下设许多保育院，收容难童。比我大8岁的大姐把我和二姐送进了保育院，虽然离开了母亲，但总算衣食无忧，也就不太懂得想家了。
1939年是幸运年，我被选送到育才学校音乐组学习。我们这一百多来自保育院的学子是保育生中的最最幸运者。正是因为成为了幸运的陶子，成为陶行知的学生，才有了我们日后的一切。每每想到此，心中都充满了感恩之心。
感谢陶校长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充满爱心，无拘无束，自由宽松，毫无压力的成长环境。使我们的身心得以健康地成长。年长的老师如父母，我们尊称他们为先生，年轻的老师如兄长，我们亲切地称他们为大哥大姐。学校就是一个和谐温馨的大家庭。同学们亲如兄弟姐妹，这儿既是学校，也是温暖的家。在这里我们学习一生受用的专业技能，我们更是在这里本着陶校长教育我们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精神，塑造我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虽然穷其一生也没能达到陶校长的要求，但凭心而论，我们时刻没有忘记我们是陶行知的学生，我们还是尽力地去做了，我们时刻没有忘记，我们不能有愧于陶行知的学生这一称谓。
而我个人一生都不能忘怀的，对陶校长永存感恩之心的有这样几件事。
不知什么原因，到育才之后，我的身体一直不好，常年“打摆子”（疟疾），是病房的常客。为了我能恢复健康，在学校有时只能吃三顿稀粥的条件下，却每天保证给我一个煮鸡蛋。后来甚至为了使我得到更好的熊顾，把我安排住在生活老师桑先生的宿舍里，同住的还有陈波儿的儿子任克。桑先生每天发给我们十来粒花生，说这是鱼肝油，让我们每天去照照镜子，脸蛋红了就告诉她。
我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学业成绩也不突出，却得到学校的如此眷顾，我终身难忘。
1944年底，我和同学黄晓庄早恋了。这时，他的表伯父王若飞作为与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从延安来到重庆。晓庄向表伯提出要和我一起去延安（1938年他曾随祖父去过延安，因年幼而又回到重庆），得到了若飞同志的批准。这时我的两个姐姐已都在酆都工作，按学校的规定，必须由她们办个手续把我从学校领出去，免得日后她们找学校要人，学校不好交待。因为那时去解放区就像出国一样，走了，也就很难再见了。虽然我知道她们不会阻挡我的行动，但是时间紧迫，已经没有时间去找她们，怎么办？陶校长想出一个办法，让我自己去刻一个我姐姐的图章，并以她们的名义给学校写一封信把我领走，然后我把信稿寄给姐姐们，就这样我自己把自己领出了学校。正是有了陶校长的英明决定，我才能走进革命队伍，踏上革命的征程。陶校长的恩情，我终生不忘。
1946年4月8日，巨大的不幸降临到我的头上。我的同学、亲人，我刚结婚不到两个月的丈夫黄晓庄，在陪他的祖父去重庆执行任务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而同时遇难。承受这样沉重的打击是十分痛苦的，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陶校长在悲痛中写了一首充满感情奋进的悼诗：
劳山的光荣的儿子！
你没有想到你会死。
你的爷爷也没有想到：
他会带你一同去死！
死者不可复生，
但是你的音乐不会死。
我将培养一百位人民的音乐幼苗，
努力一辈子，
补偿这不可补偿的牺牲，
一直到我死，
人民音乐不会死，
你也永远不会死！
陶校长在这首悼诗中给予晓庄如此崇高的评价，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它给予了我巨大的力量战胜悲痛。同时我感悟到悼诗也是对我提出的要求，要我积极地面对人生，努力继续晓庄所未完成的事业。虽然我没有晓庄那样的才华，不能做到他那样的成就，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遵循陶校长的教诲，我没有懈怠，我尽力提高自己，尽力而为。如今虽已到耄耋之年，我仍在我的专业上，力所能及地贡献自己的力量，也藉以报答陶校长对我的恩情。
总之，没有陶校长，没有育才学校，就没有我的今天。陶校长的恩情，我永生不忘！
育才学校音乐组第一批学生陈复君
2011年8月（原载于《纪念陶行知先生诞辰120周年专刊》)
见了陈复君老师，给了我莫大的鼓舞！陈老说：“人活着，要有一股劲儿！”
是啊，就是这么朴素的理儿。尽管说，所有的教育其本质都是自我教育，但不可否认，像陶行知先生这样的引路人的重要。希望有更多陶行知的涌现，我们一起做服务大众的教育，做鼓舞大众的文艺！
【夸父班同学日知录选编】
◎主课继续由雷蒙老师上。看纪录片《舞者》，主人公从小天赋极高，又刻苦勤奋，进入皇家舞团后成为最年轻的首席舞者，可以看到他在舞台上的精彩呈现，那股气是很好，活泼有力，也值得我们学习。但再往下观看，离开舞团后的呈现，“像一头困兽”，虽然技艺还是那么精湛，但气已经消失了。由此引出一个问题：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现在）？
随后看视频，对比日本宋唐建筑与中国唐代建筑，强烈感觉！那股气真的不一样，日本建筑很“板正”，却有怪异的吸引之感，而中国五台山南禅寺的建筑十分大气，柔中带刚．是散发着力量，发光的！
最后一段集贤鼓乐，同样几千年前的古韵，一下将场撑了起来，下午也刚好练鼓乐，又细细体会，感觉不同！
◎今天主课上，看了一个“舞者”谢尔盖的心路历程。他是一个出色的芭蕾舞者，英国皇家芭蕾舞团最年轻的首席舞者。离开皇家舞团后，精神性直线下降。之后的表演仿佛一只困兽，看着让人害怕。原本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最终却被消磨成那样。好恐怖，很感慨！
（中霖整理）